本报多特蒙德专电 12日，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德国多特蒙德，一路风尘，接下来的是艾森、不来梅、汉诺威和汉堡四场连轴转的演出。

　　车行德国，眺望窗外，对于乐手而言，冬季风光已有一些眼熟，因为这是浙江民乐继去年巡演之后的卷土重来。

　　这稀薄的熟悉，对于拓市中的民乐而言，那么被珍视。担任本次欧洲巡演市场推广的“吴氏策划”吴泽洲先生告诉记者，相比于更为陌生的北欧和俄罗斯市场，荷兰和德国因为我们乐团去年来过，他们对我们的民乐有了一些熟悉感，所以已被我们视作有点把握的民乐大本营。

　　与做生意一样，在欧洲巡演，只要注意吴泽洲先生脸上的劳碌神色，你就会发现要把东方文化做进这个市场有多难。

　　70岁的吴先生把“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的海报贴满了街巷，他会告诉你当地哪些电视台、哪些报纸、哪些名流被他关于中国民乐的介绍所打动。他说，做文化与做商品买卖一样讲究个营销于市，这里不仅要智慧和想象力，更要有理念和执著。

　　眺望接下来像陀螺一样旋转的13场演出，吴泽洲先生说：“芬兰开始只卖了5张票，我很急，谁都没把握。这两天我托人在那边一点点地做。”

　　无论是劳心的吴泽洲，还是奔波中的浙江民乐团，之所以隐忍劳顿，是因为都看到了劳顿之后可能的回报空间。

　　他们对这种利益开掘空间的描述是：中国经济在崛起，它在文化上有表达的诉求，海外对中国产生兴趣，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分享它的价值的好时机。

　　这样的出发点，自然使他们的拓市具有了“宏高格局”。而记者好奇的是：这种文化推销的宏高目的背后，能构建怎样的商业利益模式？即，一个中国的文化团队，在欧洲市场上“卖文化”，除了推广中国文化的高端目的之外，怎么才能赚回钱来？能赚多少？从哪里赚？

　　后者是前者推广功效的度量标准之一。如果没有切实可触摸的回报，“推广东方文化”的诉求就可能无法成为一种常态的市场动作，就可能沦为偶尔为之的“东方文化”概念的暂时游行。

　　这个赚钱问题，据悉可分为两部分，即作为市场推广、运作的“吴氏策划”能赚多少？作为演出生产者的浙江营销团能赚多少？

　　吴泽洲的脸上有辨析的味道。他说：“要我介绍‘吴氏策划’的商业利益，也没什么不可说。每个剧场票价都是公开的，就这两年已演过的那些场次看，每场出票大多在八成左右，扣除乐队的吃住行和宣传、公关等等费用，你们算一下，也能算出我的利润空间。”

　　像所有拥有自己价值观的老人，他很在意地向记者罗列赚到这钱的阳光依据。记者接下的问题是，浙江民乐团能赚多少？

　　他说，如果从钱上看，乐团现在还赚不到多少。

　　他的说法和浙江歌舞剧院院长陈西泠相似。

　　陈院长说：“出来演出，乐团需要担负的成本大约要300万元。这部分的经费我们靠了企业的赞助，靠了政府的支持，其中“吴氏”从每场门票收入拿出40%担当我们的差旅费用。这么大的团队，流动演出，要赚钱，现在好像还不可能。”

　　吴泽洲将这种利润的当下获取难度，论及至另一个层面，他说，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文化有市场的价值，但这个价值是需要自己去做出来的，而不可能一上欧洲，人家就能把它送到你面前。

　　他说，现在这个市场价值还不太大，是因为还没建起自己的品牌，这和中国制造的许多商品现在还卖不了高价一样，这里有个过程，更有个理念问题。浙江民乐如果每年都来，如果能几年坚持下来，我相信，慢慢的，它会接到自己的演出单。

　　吴泽洲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纽约“爱乐”最初拓展欧洲市场的时候，欧洲人都看不上，但“花旗”银行坚持资助了它十多年。现在，纽约“爱乐”的情况怎么样？要邀请它演出都提前两年预约，热门成这样。

　　浙江民乐团是多年以前的纽约“爱乐”吗？浙江乐手在欧洲辛苦奔波，如果现阶段还赚不到多少钱，那么他们能赚到什么？

　　品牌。

　　于是，赚钱的目标就暂时指向长远。现阶段的浙江民乐，忙碌欧洲的目的就是“赚点名声，渐成品牌”，真正的好日子或许还要等自己再搏几年。

　　记者问吴泽洲，那么这十年来，跟你合作，能在欧洲市场坚持下来的团有多少个？

　　“一个没有”，这位1998年成功操办首场维也纳中国新春音乐会的老人说：“很可惜，这十年没有一个团顶下来。不少团队除了因为经济压力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体制和功利。有些人只愿将欧洲演出当作政绩工程，当作镀金，当作一次性工程，没有长期的眼光。真的很可惜，否则这几年下来，可能已有一个团在欧洲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他说，浙江民乐团连续两年来欧洲，这真的很不易。

　　也可能东方文化的市场营销确实需要有清晰的指向，即，近期想要的是什么，长远想要的是什么，这样才能够以自己的节奏一点点把“中国文化”做进了全球人的心里；也可能任何一种文化在被推广之前，都得熬过必需的艰难，这得有强大的自信、执著和目标感。

　　我们希望浙江民乐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也能赚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