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德国不莱梅专电 窗户外是泛绿的广阔田地，齐整的田间林木，远处是马群，空气里是乡间的味道。房间的墙上挂着各式德国的老农具，一排排简易的木座凳，后排五六只硕大的啤酒桶……瓦伦，不莱梅附近的一个小镇，一座典型的社区礼堂，简朴，而充满艺术的感觉。今天，木结构的梁柱上挂着两盏中国灯笼，木舞台上飘着中国红缎，门边贴上了中国大红色画着“飞天”的音乐会广告。

　　黄昏的暮色中，三三两两的德国人向这边走来。他们渐渐坐满了整个乡村音乐厅。

　　门口，不少人在中国音乐CD展销台前流连。一位老年男士一下子买走了近十张，他说，买回去是为了卖给不莱梅的中国人。他笑起来，在德国卖中国货。

　　今晚的演出，门票30欧一张，500多人的剧场，几乎全满，你可以算一下音乐在德国的市场价值。

　　卓琳是留德的中年女士，她来自贵州，她说，去年的中国新春音乐会她没来，但邻居来了，听回去以后向她夸了一通，所以，今天自己就赶过来听。她说，德国乡村和社区有许多这样的正规音乐会，几乎每一个月都有好几场，听音乐是这里人的习惯。

　　她穿了一件黑底绣红花的中式服装，她觉得很美。她指着那些德国人，告诉记者，他们平时都穿得很随意，但像这样看演出的日子，他们穿得比较讲究。

　　记者顺着她的手指，看到一位金发老太太穿着类似中国清代的妇女服装。那就是她心目里的中国打扮？记者还看到不少外国人拿着中国的国旗，在座位上好奇地打量台上的那些二胡、琵琶和竖琴。

　　当《茉莉花》在这乡村的音乐厅里响起来时，记者发现音响的音质很好。与先前在其他城市的演出一样，掌声响起来。演员在掌声中让音乐进入状态。

　　著名笛子演奏家蒋国基演奏完毕，连连向懂音乐的观众致谢。他对记者说，在欧洲演出，最大的感觉就是台下有情绪的回应，这里的观众音乐素养高，他们是真的在听音乐，作为演员能感觉到这种演出者与倾听者的默契，能沉浸进去，感觉演出效果和国内很不一样。

　　那么国内又是怎么样？蒋国基说，在国内，我演着演着，看一眼台下，我自己都会心急躁起来，没有这样的倾听氛围。

　　即使是像宋珊瑚这样才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演员，她也有类似的直观感觉。这位在舞台上激情奔放的亮丽女鼓手说，在海外的舞台上演出，觉得台上台下情感是互动的，表演就很过瘾。

　　记者问蒋国基，从这里演完后，你回到国内，会不会感到无奈？

　　他坐在不莱梅的剧场里，抚着手里的笛子，有些沉默，他说，无奈。

　　那么，在国内这些年有点边缘化的中国民乐，是不是在国外将拥有它上佳的倾听者？

　　就如有人所言“研究敦煌在国外”，将来倾听民乐也在国外？

　　民乐团的乐手们在演出间隙也在交流这样的问题，他们说，国外有倾听音乐的氛围，首先是因为他们有音乐教育和听音乐会的传统，这是日常生活中的盛事，他们有对音乐的仰望心；其次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比较从容，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了艺术生活的空间，确实人除了工作赚钱，还得有自己的文化生活。

　　这样的心态当然得利于物质的繁荣。是不是我们的艺术欣赏无法掠过这样的阶段？

　　如果说艺术是人在有钱以后的需求品，那么问题接踵而至：虽然我们现在比不上德国人有钱，但我们总比以前的自己有钱了。当那些流传久远的传统音乐在剧场里回旋时，你会想到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未必比现在富裕，但它们却成为那个时代被推崇的精神产品流传下来。或许，社会群体对精神产品的需求未必就与富裕程度直接划等号。物质的丰匮，未必就是文化丰匮的理由。

　　记者问在港台地区享有很高知名度的笛子演奏家杜如松，我们处在转型时代，社会心理被物质欲望和焦虑席卷，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表演者，是不是不太幸运？

　　杜如松说，人对艺术的欣赏是对演出者艺术能力、对他代表的文化内涵的整体感受，我们的民乐如果连自己都打动不了，那怎么可能打动别人？他说，我们在海外演出，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怎样用自己的民族元素创造出真正的优秀曲子。他说，至于国内观众，我寄希望于时下中国成千上万的琴童和他们的家长，他们和我们在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