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瑞典斯德哥尔摩专电 与多数音乐厅相似，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后台的空间是逼仄的，但从后台的监视窗向外张望，剧场里的豪华扑到眼前，华灯怒放，像梦幻一样洒在鲜红色绒布覆盖的座位上。

　　它的前台，那金碧辉煌的地方，就是诺贝尔奖的光芒之地——每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物理奖、化学奖、经济学奖和文学奖就在这里颁发。

　　斯德哥尔摩时间25日下午三点，东方的音乐将在这里升起。剧场的豪华冲击，像一道视觉的波浪抵达即将登场的乐手，有一种隆重的气息在流动。

　　从后台向外张望，座位上那些外国人的表情，几乎拷贝了乐队在前十座城市所面对的惊喜。

　　《将军得胜令》的鼓声传到后台。著名笛子演奏家蒋国基在过道的灯下拼装他的巨笛。他留意着前台传来的声音。既使在后台幽暗的光线中，你也能感觉得出他临上场前的好心情。他说，在这样的场地，在这样高欣赏水准的观众面前，演出太过瘾了。他横过笛，试着吹的动作。

　　掌声从前台传进来，蒋国基似乎在对着掌声说话，你看到了吧，中国民乐在国外受到的欢迎，有时候，我都在担心把这里的反响说给国内人听，他们会不会全信？

　　记者问他，在这里演出结束了回国，自己会不会重坠对于民乐在国内边缘化处境的失落？

　　他说，会的，作为音乐人，自己会羡慕艺术在这里的生态，会觉得自己、民乐在转型期的国内缺乏机遇。

　　他拿着笛子往台前走。走入这异国舞台的灯光下。他让自己迅速沉浸于这难得的、在国内无缘遭遇的聆听氛围中。这是一个音乐人对于倾听者的饥渴。

　　后台，坐着两个脸有倦容、穿黑衣的男子，他们是浙江音乐厅经理姜方晓和文化厅副调研员吴炳良。他们原本是来考察巡演的，但因场务缺人手，所以他们临时当了“捡场”，等待一曲结束之后，上去搬椅子、换谱子。

　　现在，他俩坐在后台，坐在音乐中出神，姜方晓突然对记者说，干这些场务活，让我想起三十年前，那时我在浙江歌舞团烧开水，那时演出多，每天演出后演员要用热水洗妆，那时忙啊，忙得就像这两天我们在外国连轴演出。

　　吴炳良也在惆怅。二三十年前他是京剧老生。那时候正是民乐、戏曲的好时光。

　　笛声悠扬，回旋在这蓝色音乐厅的多重空间里。在这个表彰人类精神财富之地，在华丽的幕后，在惆怅的后台，议论这些事，只言片语间，总让人感慨：都说经济水准的差异是中西音乐氛围差距的原因，但，我们总比二三十年前的自己有钱，我们的听众今天为什么在失去聆听的耐心？或许，钱未必是审美需求提升的前提，心态对于和谐从容的自我塑造，也未必非得熬过一个纯粹的物质攫取期才可施行。

　　一些演员从台上换场下来，他们的脸色还没从刚才的表演情绪中出来。不知是谁在后台的上网电脑上下载了前天央视《焦点访谈》关于浙江民乐欧洲行的报道。下台来的乐手围着电脑在看，节目的声音在后台被放得很大，关于中华文化推广、探步欧洲市场的褒扬清晰地传在后台。

　　时光变迁，世事变化或许是生活的常态，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后台，掌声从前台连绵袭来，雪花从窗外飞过，突然想到一个话题：西方观众和西方市场或许是中国民乐的未来救兵？

　　现在，蒋国基拿着笛子，披挂着这异国他乡的掌声从台上下来。他从记者身边走过，他接过这个话题，他说，这样的命题其实不成立，说到底，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是一样的，如果你连自己都打动不了，你怎么能真正打动别人？

　　他说，在国外，中国民乐受欢迎是因为它在老外眼里是新鲜的，但这个新鲜，是因为民乐以前出来商演的不多，如果来多了，外国听众自然会对曲目、形式有新的要求；而国内听众市场难以激活，是因为国内听众原本就对民乐熟悉，再加上民乐这些年创新力度不够，所以它就会有边缘化的处境。

　　他说，作为音乐人，我们不能先责怪国内观众，我喜欢从自身的角度想问题，我们先得想想，我们给国内观众提供了哪些新的惊喜，新的信息量？他说，这是他这次出来巡演的最大感受。

　　又有一批演员随着掌声从台上下来了，他们拿着唢呐、二胡、笛子，他们在说，这个厅真神，弹出去的音符，水灵灵的。新星宋珊瑚因为在打鼓时与观众交流得太投入，肩膀拧了一下，她坐在后台的过道上，脸上交错着兴奋和疼痛的神情。

　　记者与民乐团的外请演奏员、上海音乐学院大四学生温锋超迎面相遇，小温的脸上也留着刚才演出的激情痕迹。这小伙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虽然平日里在后台也听见他在抱怨如今学民乐的找工作难，但每当在台上情绪沉浸时，他说他能忘记这些烦事。他说，舞台和音乐能让人忘记烦恼，虽然这次回国后，学校开学了，自己又得去找工作了，学民乐的找工作不容易。

　　从台前传来的欧洲的掌声却实实在在，在2007年早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这个诺贝尔奖颁发地，许多人迎着掌声，想着民乐的前景。

　　本报记者 鲁强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