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徐朔方教授辞世了。我相信整个浙江人文社科界的同仁，以至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同行们，都会感觉到这个信息的分量。但对大多数公众而言，徐朔方是个陌生的名字，他研究的东西似乎也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人们看到这条消息可能会产生几分疑惑，不久就把这件事淡忘了。

　　其实，徐朔方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牡丹亭》等都在徐先生研究的范围之内，中国老百姓对这些作品都不陌生。只不过徐先生研究的是这些作品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根据它们改编而成并为观众所熟悉的电视剧以及种种戏说之类。

　　人们都知道《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但严格地讲，这些说法都有问题。历史上基本可以肯定有罗贯中这个人，是否有施耐庵这个人就很难说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故事，都曾以传说、说书等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后来有些人把这些故事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种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版本。

　　以后又不断有人对这些版本进行改造加工，其中有的版本改造得比较成功，成为流行本，又经过进一步的演变，才成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样子。

　　徐朔方先生的贡献，即在胡适、鲁迅等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作品的成书过程和演变规律进行了详细论证，为我们准确理解这些作品提供了更充分的基础。

　　文化需要通俗也需要高雅

　　文化像一个生态系统，既要有满足大众需要的通俗文化，也要有比较高雅的精英文化，还要有更高深的学术研究，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善的文化生态。有些人只欣赏通俗文化就满足了，但有人还不满足，还要了解得深入一些，就要求助于精英文化；从事精英文化的人得有更深厚的修养，就得求教于更高深的学术研究。一环套一环，学者及其高深的学术研究，就这样与整个社会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形成了密切联系。

　　徐朔方先生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写成了三卷本的《晚明曲家年谱》。当他完成了对41位明代戏曲家的生平和创作情况的考订后，明代中晚期戏曲发展演进的过程和空间分布图景就完整、立体、生动地展现出来了。

　　该书牵涉到数以万计的信息，这些信息都储藏在他的脑海中。他整日都沉迷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里，吃饭、走路，甚至做梦时都在考虑这些信息之间的联系，及其可能包含的意义。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得到确证，他就寝食难安。有些疑问在他的脑海中可以存留十几年。为了核对一条资料，他会查遍相关的图书馆，或辗转托国内外的学者朋友帮忙。

　　有人也许会说，这么做有必要吗？少一条证据，或一条证据有疑问，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徐朔方先生会严肃地告诉你，这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不仅徐朔方先生会这样回答，我想任何一位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优秀学者都会这样回答。最难的地方，也就是最需要突破的地方，也往往就是最有价值的地方。放过一个细节，偶尔一次想当然，就是自欺欺人，往往就会闹大笑话。一旦容忍一个细节不准确，就可能容忍更多的细节不准确。很多细节不准确，建立在这些细节基础上的所谓理论往往也就毫无价值。这种精神，就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第三代学者中硕果仅存者

　　有人把近百年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致划分为五代人，第一代是在清朝末年接受传统教育，大多参加过科举，但后来又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学者，如王国维、梁启超等；第二代是辛亥革命前后受教育，大多曾出国留学的学者，如鲁迅、胡适、陈寅恪等；第三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接受高等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后已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者；第四代是五六十年代接受高等教育，屡受政治运动冲击，但仍坚持从事学术研究者；第五代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读大学或做研究生而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者。

　　徐朔方先生应属于第三代学者中在21世纪初硕果仅存者之一。他们这一代学者之所以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基本上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还不像现在很多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年轻人一样，主要是为了找一份工作。

　　徐先生的老家东阳是戏曲之乡，他从小耳濡目染当地戏班的演出，汤显祖名作《牡丹亭》中的“袅晴丝”一曲深深地吸引了他。由爱听到爱唱，再到阅读剧本，然后对作者汤显祖产生兴趣，进而对汤显祖周围的作家及他们所处的时代产生兴趣，最后扩展到对整个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发展史和明代文学史的研究，并注意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对比。徐先生后来回忆说，这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徐先生还喜爱新诗创作，曾出版诗集《似水流年》。他是真心喜爱文学，所以他从事文学研究丝毫不感觉到劳累，对世俗的功名利禄也不在意。他几乎没有过年过节的概念。每年的12月10日，我带着鲜花蛋糕去给他庆祝生日，敲开门，他和师母总是一阵愕然，然后问道：“又到生日了”？大年初一早晨我去他家拜年，他肯定在伏案工作。有一年春节，他让我陪着去看望身体欠安的著名学者蒋礼鸿先生，两人见面只讲了两句话，蒋先生就抽出一本线装书和徐先生讨论起来。

　　哪怕是几分钟的时间，徐先生也舍不得浪费。他曾陪自己90多岁的老母亲去医院看病，在等待诊断结果的十几分钟里，他对前去帮忙的学生说：“你带书来了吗？我这里多带了书。”

　　芸芸众生的灯塔

　　晚年身体日渐衰弱，晚辈同事或学生劝他多休息，他以他一贯的坦率口吻回答道：“不让我工作，就是让我早死。”在双目几乎失明、摸索着在纸上划出的字迹别人几乎辨认不出的情况下，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奋力完成了《明代文学史》的写作。

　　徐先生终生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研究工作，之矢靡它，他是幸福的，也是令人钦佩的。现代社会丰富多彩，充满种种诱惑。每个人都难免与别人相比，计较自己获得了多少，往往因此弄得心劳力蹙，平添种种烦恼。我们每个人当然不一定要像徐先生那样，也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但他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参考。他以自己的崇高身影，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帮助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确定人生态度的灯塔，启发我们清醒地认识自我，确立独立的自我，不以他人的评价为评价。

　　在波涛中行进的小舟虽不一定要靠近灯塔，灯塔也不能直接支配小舟的航向，但它为小舟校正自己的航向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像徐先生这样的学者，芸芸众生需要这样的灯塔。

　　（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也是徐朔方教授最早的博士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