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天，那些古朴、平易的音乐厅伫立在欧洲的街边并不显山露水，而到夜晚，它们华灯怒放，人影绰绰，像风雪中的家园等待夜行者的到来。

　　它们是夜晚生活的指向之一。在欧洲。

　　整个2月，我随浙江的民族乐团在欧洲的十三座音乐厅间穿梭。每到暮色降临，夜夜笙歌，音乐厅里绛色的灯光洒在衣冠整洁的倾听者身上，旋律在回廊间萦绕，传闻中的欧洲音乐厅文化，在那一刻仿佛触手可及。

　　在这样的情境里，中国人喜欢比较。比如，国内与国外的音乐厅设施，国内与国外的音乐会门票价格，国内与国外听众的剧场文明指数……并因此叹息。

　　在他乡，目击反差，很多时候我在怀疑，比较有没有意义。

　　这是因为社会的物质、文化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缺乏可比性。比如观众可以责怪国内的演出商把票价定高了，但演出商也可以责怪观众，正因为国内缺乏稳定的观众群，所以他只能提高票价以担成本风险。

　　比如，你对欧洲音乐厅里鸦雀无声的听乐效果心向神往，你发现高规格的音乐会上几乎难见小孩子的身影，于是对“杭州音乐会几成孩子的钢琴课”现象生出质疑。但是，如果你能看到杭州音乐厅门外那些等待散场的父母，他们省吃俭用买一张门票让孩子进场，自己在门外的风中等着“受艺术教育的儿女”，那场景生发的感叹定能湮灭你关于音乐厅内满地孩子的情绪。因为，或许20年后，这些“受训有素”的孩子将鸦雀无声地坐满中国的音乐厅。

　　再比如，你对国内剧场里有人吃零食有人评头评足有人在曲子还没奏完时就突兀鼓掌持疑义，其实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看戏的传统，让自己的嘴在零食碎语与大声叫好中对演出产生参与感。这种“热情”与懂不懂音乐暂时无关，放在戏院子里它仿佛正常，它是“乐着”的表象，说不上仪礼不礼仪，而置身于外来的音乐厅文化，它就显出了它的格格不入。这是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别，如何让中国人在西洋式的音乐会上既乐着又有聆听的氛围，这倒是音乐会在中国的一个课题。

　　虽然心里知道，因为定义不同，比较的结果只能是中庸地模棱两可，但比较的冲动还是顽强地袭向每个踏入欧洲音乐厅的中国人。

　　中国乐手说，在欧洲的音乐厅，弹出去的音，一个个水灵灵的。

　　中国剧场经理说，在德国等地的音乐厅，从细节就能看出它的管理水平之高，剧场员工非常职业化。

　　而乐队更多的感慨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作为音乐人的感觉和尊严，观众有聆听的耐心，他们与我们的表演有情绪上的互动。

　　在异乡找到了从事音乐的感觉，这言语里隐忍着欣喜和伤感。于是在欧洲的音乐厅里，就分外留意那些神色安然的听众，就会遏制不住联想千里之隔、国内剧场里的听众和他们的焦躁心态。那是转型期的集体心态，一个人，穿越白天职场的疲惫，和房价、教育、医疗等等细密的压力，风尘一天下来，即使到夜晚坐进剧场，又怎可能让心安静得下来？

　　如果坐得下来，听得进去，那需要多少定力？

　　这样想来，在转型期，有多少种文艺形态像严肃音乐一样，与它的受众产生了如此的错位。听众似乎在失去倾听的耐心。而音乐也在国内度过它不走运的时期。

　　人是不是非得穿越过一个困顿、焦虑的物质攫取期，才能让自己放松下来？人是不是先得让关于物质的情绪笼罩内心，才可能给精神和艺术腾出空间？只是怕经过这样实打实的焦炽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失控会让生存者更为不适。在这里，艺术等精神生产是不是有调剂心灵的作为？在欧洲的音乐厅，看着那些安然的听众，我想，他们的从容是从哪里来的？

　　在欧洲的音乐厅里，那些优良的设施那些精美的雕像渐渐削减着它们对我们的冲击力，而浮现在这些华丽之上的“倾听的耳朵”却在激起我们日益深郁的真正的羡意。

　　在杭州、在浙江、在中国的大小城市建各类音乐厅，在今天似乎已不是一个难题。事实上，这些年大大小小的音乐厅已如春笋崛起在各地，多数日子里它们成为城市的摆设，缺少作为软件的艺术产品的日常填充。闹春荒的它们，与乐手们一样，有无辜的表情，因为他们等不来“倾听的耳朵”作为市场的依托。

　　建设“倾听的耳朵”，与建设华丽的音乐厅和剧场该是个同步的行为，否则，后者无法华灯升起。

　　我想起在不莱梅乡村小镇瓦伦，在一所富有乡村气息的简朴社区音乐厅里，听众云集。演出商告诉我，这里的村民听说我们这场中国民乐音乐会将在汉堡、汉诺威等大城市演出，非要请我们来这里演一场，门票30欧元一张，卖得极好，他们主动，是因为他们觉得大城市有的文化消费，他们这小镇也该有。

　　本报记者 鲁强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