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大会堂前的步步回望，到代表团驻地前依依不舍的合影，来自浙江的85名代表走进本届人代会的最后一年的履职历程。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会后，浙江团的代表用亲身感受述说５年来各自的履职经历。    

　　宗庆后（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光荣、责任与提升

　　从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到五次会议，我一共提交各类议案和建议30多件，参与的议案就更多了。

　　在2006年的人代会上，有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温家宝总理来浙江团听取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我向总理反映，十一五规划可能会限制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地区的发展。总理当即让发改委主任马凯到浙江代表团征求意见。第二天，发改委发改司司长又专程到浙江代表团驻地，进一步听取了意见。

　　《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使我们民营企业如沐春风。但政策实施一年来，感到落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限制。我在十届人代四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制定实施细则、加快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建议》，提出废除与36条规定有冲突的文件，要求相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国家发改委对这一建议非常重视，很快作出具体部署。

　　弹指一挥间，五年过去了。与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相比，视野更开阔了，思考问题的立足点更高了，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光荣、责任与提升”。

　　汪晓村（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诚惶诚恐”的五年

　　记得2003年在外地出差时，接到了单位来的电话，告诉我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兴奋，荣耀。但接下来的五年，越来越觉得“沉重”。为什么“沉重”？一是因为身为人民代表，我感觉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二来可能因为我本身从事教育工作，惯于理性思考，因此对现实的反思得越多，就越觉得“沉重”。可以说，这五年的代表经历，我一直是抱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态度过的。

　　我身处高校，能与我们的青年一代“零距离”接触，与他们保持“同频率”跳动，感受聆听他们对于我们的国家，关于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心声和理想，我觉得，那就是时代的脉搏。因此几年来，我才能不断提出一些高质量、取得良好效果的议案建议，比如就业、大运河保护、环境保护突发应急机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等。    

　　周晓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有一个“智囊团”

　　2003年，当我第一次出席全国人代会时，自己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别的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能有理有据地提出问题、发表见解，而我却不能；别的代表能向大会提交一个个议案和建议，而我却没能领衔提交议案。那次人代会，我当了一回“哑巴”代表。

　　那次会议以后，我开始认真地学习，积极参加人大组织的各种业务培训，向其他人大代表学习，向专业人士请教。2004年我设立了选民联络工作室，开通代表热线，并请退休老同志组成我的“高参团”……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社情民意。

　　第二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我这个“哑巴”就开口了：从履职第一年提交5份议案没有一份被采纳，到第二年由我领衔向大会提交了17个议案，有7个被采纳，提交的建议有30个；到今年提交20多份议案，全部被采纳。在审议各种报告时，我多次作了发言。

　　姚克（第八至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

　　目光投向社会的最深处

　　在15年的人大代表履职生涯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代表讲话的分量越来越重了，对热点、焦点的关注得到政府的重视。

　　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但我们不能仅专注本行业。代表要为百姓讲话，一定要关注社会，把目光投向社会的最深处。

　　1997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我提出的“流动医院”的想法得到了代表们的支持，与会的企业家们共捐款70万元，回杭后又有公司赞助50万元，终于建起了国内首家“流动眼科医院”。在巡回行医时，我发现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医疗状况还不尽人意，发现农民失地问题，2003年提出建议制定法律保护失地农民，呼吁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保、医疗保险范畴。这个建议非常受关注。 我提出的“确保农村公共卫生费投入，高度重视农村公益卫生服务”的议案、“关于要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卫生法”等多项议案，以及建议对器官捐献进行立法的议案，得到众多代表的赞同，并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本报记者 董碧辉 俞力培    

　　胡 巍 陈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