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2月6日《晚潮》所刊载的《为君一挥手》，叙述的是晚近古琴界的遗事，这种文章目前似已不多见，读毕使我想起了早年自己亲历的一件有关古琴的往事。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在黄岩工作了几年，知道离城区不远处有一所九峰书院，它是台州读书人的渊薮。怀古之情促使我前往寻访其遗迹。旧途中见到一座破旧的道观，随便进去逛一下。在台阶上碰到一位须发斑白的道长，其人虽衣衫破旧，但一股读书人的气质不言自明。我有礼貌地和他攀谈，他把我引进他的居室。言谈中我觉察到这位道长是一位有丰富知识的人。他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我实在没有遇到过，出家人的学问你应拜我为师，在家人的学问我要拜你为师。”在他的居室中有很多尘封的书籍，我大致看了一下是以道教书籍为主，文史书籍为次。夜幕将临，我辞别回城，但半日之谈已结文字之交。

　　此后我几次前往拜访，因视其清贫，还携带了一些食品相赠。他那居室的墙上挂着一张以青布为囊的七弦琴，我请求取下来看看，琴呈黑色（有光，树脂漆），状极古朴。我问他会弹吗？他回答从前弹得还不差，但已多年不弹了。我说这琴恐非今物，他说是古物。我坚请他演奏一二曲，他推辞不得勉强同意。

　　他收拾好桌子上的杂物、整理好散乱的书籍、打开窗户、整衣弄襟、梳理发髻，在窗前一只铜香炉中点上一支香，然后端坐在桌前，开始抚琴调弦。我是一个很随便的人，看到他在弹琴前有这样一套繁琐而认真的准备不禁肃然了。他问我想听什么？我答《高山流水》和《广陵散》。他向我微微一笑，找出一叠线装书琴谱，接着他聚精会神，目不斜视，噤声不言地演奏了起来，历时良久。曲终后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诚实地回答道：“我体会不到高山流水，只觉得有点悲凉。”他笑着说：“不怪你，这种国粹，像你们那样读洋书的人初听很难领会其真谛。我想将曲子传教给我的徒弟，没有一个学得进去，也没有一个想学。”接下去是叹息。

　　我审视了这张七弦琴，在底面的琴孔中见到琴的内侧为暗红色（无光漆），上有毛笔书写的十二个字“大元至元五年，青田伯温氏置。”刘基（伯温）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因此我非常惊异，假使此琴确是刘基所有和弹奏过的，其宝贵的程度真是非我所能估量的了。因此我向道长请教此琴的由来。

　　道长说：“我的先师如何得到此琴的经过我也不知道，但此琴确实是刘基弹过的。我的先师择其门徒中的可教之才授以琴艺，临终前将此琴遗赠给琴艺最高超的门徒，这样代代相传到我也不知几代了。我的师父遵守先师的遗嘱，我是我的师兄弟中琴艺最好的，所以此琴就归我所有。我的门徒无人可传，都走散了。假使你想学又学成了，我就不谈你是在家或出家人，这琴以后就是你的了。我老了，多年来我在物色像你这样既懂事又有悟性的人。”

　　我想到这位道长风烛残年，离开人世的时间已屈指可数。此琴似是国宝，他若去世有可能流失或遭破损。当时我也曾想到出钱向他买来，但我和他已成为文字之交，进行钱物交易似难启口。又想到这琴非常宝贵应作为国家财产，我个人买下也不很妥当。因此我找到杭州环城西路的浙江省文管会去报告这一发现。接待我的是一位老先生，互通姓名后知道他就是朱家济先生，当我说明发现此琴的经过及道长的住处后，他说：“很好，很好；多谢，多谢；我马上派人到黄岩去取来。”

　　过了半个月左右，朱先生叫我到省文管会，告诉我：“琴已特地派人去取来了，并给了一点报酬。我们为此开了一个鉴定会，参加者一致认定此琴确实制作于元代，而且是刘基使用过的。现在我国有不少元代以前留下来的琴，但此琴是刘伯温这样的历史名人用过，琴孔内有他亲笔书写的十二个字，其价值就不是一般古琴可与之相提并论了。你为国家立下了一件不小的功劳，我代表省文管会向你致谢，此琴将在适当时机公开展出。”

　　其后政治运动不断，未闻此琴公开展出过，我也忙于工作未及顾问。退休后有暇我曾找到环城西路原处，而省文管会已杳不可见，据说朱家济先生亦早已谢世。后来我找到省文物局和孤山的省博物馆，回答是“未详”和“无此物”。我已年届八十将不久于人世，此琴应被视为“国宝”，下落不明成为我一大悬念，通过此短文的刊登，以期有关方引起重视，查找这面古琴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