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关于“张鸣事件”的纷争还在继续（见本报昨天A12版相关报道），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上出现了署名院长李景治等的四封回应信，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也开始在博客上发表意见。

　　这样的争论这两年已不鲜见。每当学校中发生类似“争论”，人们都会津津乐道于他们之间的恩怨，渐而忘却了论战之起点。就“张鸣事件”而言，真正该引起大众关注的，不是他与院长的较量，而在于他所提出的“大学行政化”之话题。

　　昨天，记者就这一问题电话采访了有关学者。

　　大学：行政权威超过学术权威？

　　“这又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继陈丹青之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

　　“中国大学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的势力太大。”浙江大学叶航教授说，“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威超过学术权威是很普遍的情况，这尤其体现在职称评定、学术和教学资源配置中。”

　　“我认为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为改革滞后的区域之一，今天还有多少领域是像大学一样依靠指令性计划行学术之事的？”

　　大学“行政化”之弊

　　“一所研究机构或者一所大学，由于实施了一套‘坏’的制度，按照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里的精辟论述，假以时日，通过‘逆向淘汰’——剔除那些惟学术为天下公器者，并选拔那些最懂得以学术为牟取私利之手段者，最终可将多数学者淘汰出局，或推至利益格局的边缘。”这是去年9月著名学者汪丁丁在《学术腐败腹心之疾》一文中的论述。

　　熊丙奇说出了他的一些忧虑：稍有学术成果的老师，便努力谋求获得院系、部处的一官半职；年轻教师课题申请时以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发表论文以领导为第一作者。这种倾向都让人担忧。

　　“行政化”之根源

　　稍微回忆一下，“张鸣事件”之前就已经有太多类似的影子：今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洪可柱递交的“四大名校”议案……

　　熊丙奇说：“大学行政化问题其实已经深入今日大学之骨髓，而这一切均源于体制上的一些问题。更让人忧虑的是，在当前的大学办学体制中，生存在大学中的教师、学生、职工，实际上已经严重体制化，习惯了体制化生存。这是当今大学发展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

　　他认为，大学之所以如此深入地被体制化，首先在于行政人员能决定教师的资源获取、薪酬待遇及未来前途，那么行政权力当然会成为人们的主要追求。

　　在社会有关部门加强对大学体制化的同时，大学也强化了自身的体制化。“在大学校内，行政会议、行政决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它可以决定学术委员会的人选，可以决定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人选。所以大学里所谓的学术委员会等，不过是行政力量管理学术的载体而已。”

　　“在这样强大的行政力量之下，自然很少有教授敢与学校领导进行学术争论，多半只有唯唯诺诺的分。”熊丙奇认为。

　　改革的力量在哪里？

　　“中国高等教育要发展，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大学体制上的一些困境。”熊丙奇说，“我们寄希望于高校能摆脱强烈的体制化惯性和倾向，能重新建立校内管理制度；我们更寄希望于教师和学生，能坚守为师、为学、做人的底线，这才是眼下唯一能被期待的改变现状的力量。”    本报记者 俞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