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前，一个叫杨勤冀的父亲试图用自己的死帮女儿完成“再见一次刘德华”的心愿，除了用长达12页的遗书表达这个心愿，他还在遗书结尾处郑重地“请香港政府为我们说理，为我们做主，让刘德华答复”。

　　可是，回应他的死亡是以下观点：“他对女儿过于溺爱”，“他和女儿都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一句话，几乎没人同情这个父亲的死，用她女儿的话说就是，“人们认为我们自作自受”。对于一个用生命帮女儿“追星”的父亲，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我们不想再作评判。但面对着强大的造星工业，迅猛发展的娱乐产业，“家有粉丝”会是越来越多的家长们面对的现实。

　　我见过从北京到成都，从上海到杭州，一站一站追李宇春的“玉米”们，也见过一群包机到宁波追F4的粉丝们，也在街头被超女的拥趸们借过手机发短信。这些新生代的粉丝除了以往对明星精神上的爱恋，还更多地进入了消费层面——买碟片、看电影、发短信、买演唱会门票、加入歌迷会影迷会、到明星新闻发布会现场……

　　当追星由精神爱恋转入物质消费，追星就由个人行为变成家庭行为，虽然像杨勤冀这样为孩子追星“倾家荡产”买单的家长不多，但如何引导我们被卷入娱乐产业制造链条中的孩子们应当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

　　本报讯 前晚，杨丽娟把她68岁的老父亲的遗体留在了香港，和母亲回到深圳。昨天，在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这对身无分文的母女并没有回甘肃老家，而是被某媒体接走。她们并没有像之前设想的那样“见到了刘德华算是对13年的追星路做个了结，然后开始新生活”。显然，在父亲为她“能再见刘德华一面”而死之后，她也仍然想借力于媒体，继续讨她和刘德华之间的“说法”。

　　昨天，杨丽娟这种追星现象在许多家长中也引发思考，“如果我的孩子这样，我该怎么办？”有坚决打压者，有积极引导者，也有尽力满足者。对此，心理学专家、杭州第十四中学专职心理辅导老师冯冬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追星的孩子，既无需要过度保护，也不能过度打压，一定要正确引导。

　　“杨丽娟的父母对她肯定是过度保护。在生活中经常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在特殊的保护下，失去了很多能力，丧失了许多智慧性的成长。一面，是孩子无休止的愿望、无限制的欲望，拽取着父母亲保护欲的疯狂成长；另一面，是他们的父母亲拼命给他补偿，但他们不是去鼓励孩子承受因长期处于高度保护下失去的应有的成长（如情感的成长、社会适应能力的成长），而是更加依赖保护更加封闭，使孩子失去摆脱情感、人际关系方面困境的机会。”

　　小的时候，父母亲的保护是对的，但是保护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适当？什么事情应该保护，什么事情不能保护，在很多时候界线模糊不清，不能单纯以生理年龄或心理年龄界定。错过这个分界线，本应顺应社会化成长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到了15岁、16岁，却还处在成长的夹缝中，以至落下终身的“残疾”。

　　对此，冯冬怡老师给家中有小追星族的家长们以下几点建议：

　　1、孩子追星开销过度时，要适当地让孩子了解一些父母的忧虑和难处。家庭面临一些困难和矛盾时，有时可以让孩子尤其是青春期前后的孩子共同参与讨论如何解决，增强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心，培养其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和感情。

　　2、在孩子追星发生过失，比如逃学、成绩下滑时，应鼓励孩子勇敢地承担责任。对于孩子的过失，家长处理得当，孩子就会吃一堑，长一智，由此走向成熟，成为一个富有责任感的现代人，这才能真正体现现代父母的爱。

　　3、当孩子提出要去看偶像演唱会、到外地追星这些要求时，父母亲要正确对待孩子的要求。父母亲对孩子的需求要具体分析，要以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和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为前提，不能百依百顺。过分满足孩子的需求容易引发孩子过高的欲望，一旦父母无力满足其需求时，势必引起孩子的不满，致使难以管教。

　　4、对孩子迷恋偶像的程度，要有理智、有分寸地关心过问。既要让孩子感到父母真挚的爱，使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又要让孩子学会关心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培养其责任心和爱心。

　　5、当孩子追星失败或失望时，告诉孩子人生总会有挫折。现在很多家长知道要赏识教育，但切记赏识的概念里也有批评和对残酷现实的认知。

　　6、为了拉近与孩子距离，可以帮助孩子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计划。但家长在帮助孩子的同时，还要与他理智分析各种因素，权衡利弊，才能确定既能达到目的又适合个人实际条件的可行计划。

　　7、为了不致迷恋偶像过度，家长应帮助孩子建立新的兴奋点。当青春期的孩子处于劣势或面对自己的弱项时，帮助他一起找寻可将注意力转移到健康而又最能体现他才能的活动中去，以淡化或缩小他的无助和自卑感，避免其进入虚幻世界。

　　本报记者 王玲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