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70多年的心血写就了一串又一串闪光的故事，用毕生的精力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辉煌。

　　在93年的人生旅途中，他热爱祖国，为香港回归建立功勋，为香港繁荣贡献力量；他热爱纺织，耕耘70余载，至今年臻耄耋，还殚思竭虑，宣劳不止；他热爱科学，身体力行，孜孜好学，精益求进；他热爱人才，频出巨资，奖学旌研，为拥护科教兴国战略作出贡献。

　　他就是香港著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查济民。3月28日早晨，他因病在香港逝世，为自己丰满的人生画上了句点。

　　国门之子 坚决不做亡国奴

　　查济民1914年4月10日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镇，10岁时，其父查子琴仙逝。1927年，查济民从海宁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工学院前身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工”）染织科学习。查济民天资聪颖，学习刻苦，1931年夏以优异的成绩在浙江大学附设“高工”毕业。从此时开始，查济民七十年如一日，在纺织印染行业里苦心经营、开拓奋斗，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

　　1933年，刚刚从学校毕业的查济民，怀着实业救国的信念，投身到爱国实业家刘国均先生的麾下，成为大成二厂的染部技师。在大成公司生产出我国第一批平绒和灯心绒产品的过程中，查济民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做事为人的品格，赢得了刘国均先生的赏识。1936年，他与刘国均先生的掌上明珠刘璧如完婚，成为刘老先生的乘龙快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沪苏宁大批工厂被迫停产。当时，有些人劝正在这一带从事染织厂供销业务的查济民逃难到国外谋生，查济民却回答说：“我要做国门之子，不做亡国奴。”于是，他随工厂内迁四川重庆，继续生产纱布支持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查济民回到上海经营纱布业，被上海工商界人士推荐为上海纱布染织业的“接管大员”，发展民族工业。1949年秋，查济民去香港创办中国染厂，并任主席。他跑遍了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学习国外先进纺织印染技术，由开始创业的一个“中国染厂”企业，发展到现在有兴业等十多家单位，拥有资产物业28亿元的香港华人富豪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初，查济民到非洲的加纳、尼日利亚等国家发展纺织业，还享有 “非洲纺织大王”之美誉。

　　心系神州 为香港回归立功

　　查济民对祖国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他虽久居香港，但一直心系神州，对国家的前途、同胞的生活，无不关怀备至。

　　他的爱国情怀，突出地表现于拥护香港的回归祖国。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进行前途谈判开始，他就不断为中央领导人提供意见。已经耄耋高龄的他还加入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起草《基本法》期间，他与查良镛提出“双查”政制方案，成为当时草委会的“主流方案”，亦奠定了现时《基本法》内有关政制设计的基础。

　　此前，查济民还为香港回归做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实事。那是在1979年，设在新加坡的一家苏联银行，因为债权关系，行将获得一位菲律宾商人在香港大屿山愉景湾买下准备养牛的一大片荒地。当时的《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把消息告诉了查济民。查济民与夫人刘璧如商量后，当机立断地拿出3000万港元还给这家外资银行，从而保留了这方宝地，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事后，他深感欣慰地说：“办好了这件事，总算对得起周总理了!”

　　目前，愉景湾经过查氏家族20年的精心开发，一个现代化、设施齐全美观的大型高尚住宅区代替了昔日死寂的海湾，这个世外桃源似的愉景湾成为了查济民用智慧和胆识开拓创造的现实。

　　献身纺织 70年为之奋斗不息

　　查济民对于纺织工业，在少年时就有浓厚兴趣。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泱泱大国，纺织工业是大有出路的。在这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遇到种种艰难曲折，查济民始终没有气馁和却步。他在离开学校后的70年间，尽管事业早己超出纺织的范围，但始终以纺织为主业，锲而不舍地为之尽凸出力，奋斗不息。

　　半个世纪来，查济民虽然身在香港，但一直心系桑梓，爱国爱乡之心始终不渝。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华大地迎来了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春天，查济民对此异常兴奋。他不顾古稀高龄，满腔热血，奔走于祖国各地，投资办厂。1980年4月开始，他就在家乡捐资筹建集各种纺织生产于一体的海宁纺织综合企业有限公司等；1995年底，又对原常州大成第三棉纺织厂投入资金，改组成为名力纺织厂；2000年他又出资1．6亿元，将濒于破产的百年老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及附近停工己久的杭州漂染厂收购。他还以更多的资金，在海宁兴建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氨纶厂，打算与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几乎处于垄断地位的外国产品一比高低。

　　查济民在内地纺织业并不景气的时候接连投入巨资，一则为国家分忧，同时也为了在内地倡导企业精神，提高管理水平，用实践证明他一贯坚持的“只要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推行新的管理方法，善用公正廉洁的干部，中国内地的纺织染工业就大有前途”的论断。

　　慷慨解囊 推动科教事业发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查济民深谙这个古训的道理，除在办企业时注重使用中培养人才外，又把关爱延伸到多所高等学校，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才奉献力量。

　　早在1984年，浙江省政协创办树人大学。正在办学困难之时，查济民伸出了援助之手。　　1986年春，查济民放下企业工作，百忙中来杭州，在树人大学首任校长周春晖的陪同下，亲自察看校址，规划教学大楼等，并慷慨解囊100万美元，用于建造教学楼。以后，他又多次来树人大学，设立“查济民奖学金”、“查子琴（查济民的父亲）基金会”，奖励优秀的学生与教师。

　　一生热爱纺织事业，具有强烈纺织情结的查先生在1992年建立了香港桑麻基金会，10年来先后捐赠3000万港元，设立了奖学金、奖教金、科技奖、杰出青年学者奖等奖项，以捐助品学兼优、热爱专业的学生，奖励献身纺织教育事业、成绩卓著的教师以及对纺织行业科技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工程技术人员。

　　1994年初，为奖励中国科学研究及推动中国教育事业，查济民又创立了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为了弘扬浙江大学一贯奉行的求是精神，表达对母校的真情，查济民以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求是”精神，为科技基金会定名“求是科技基金会”。求是基金聘请杨振宁，周光召、陈省身等国际知名的资深科学家任顾问，每年向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卓越成就的国内学者发给高额奖金。

　　擅长诗词 借此抒发赤子情怀

　　查济民不仅是一名知名爱国实业家，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曾说过：“70岁开始学写诗，感到对人的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有益。”他先后以各种文笔体裁写有二三百首诗词。

　　早在1988年，查济民写了一首《借放翁句告儿孙》：“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十亿尚寒穷；期增品德树威信，兼树谦勤笃实风。曲巷千家齐奋发，华都百业皆图鸿；神州经技飞腾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首诗不仅说明创立求是科技基金会是查济民多年沉积在心头的愿望，也是诚告后学和儿孙重视祖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殷切企盼。这首诗，既给人一种奋发图鸿、积极向上的力量，也表达了炎黄子孙热爱祖国的赤子情怀。

　　1994年冬，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十周年之际，查济民回顾国家民族的百年兴衰，思潮澎湃，欣然写下了一首“金缕曲”：

　　忆昔童年日，被人称亚东病族，竞相奴役。官府昏庸库财尽，割地求和屈膝。好儿女，怎能忍得？抗战八年终胜后，便初期，创立新中国。经建始，左潮急。

　　开明改革新良策，始重兴，华风夏范，全民积极。联合声明还香港，宿耻今朝洗涤，令多少，同胞喜泣。现代史诗三百载，伊何人，最大功勋立？你老外，更无匹。

　　这首词，不仅由衷颂扬了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也尽情地抒发了查济民的爱国之情。

　　在迎接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大喜日子里，查济民也曾感慨万千，挥毫题字：“待到春风两岸绿,直通谈笑过罗湖”。风格清新，字里行间均充满爱国爱乡之情。

　　低调俭朴 做人善用“加减乘除”

　　查老一贯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的谦和态度，以及求知若渴的进取精神，在名成业就之后，仍然保持不变。他的大老板气派，只有在他为国家、为社会做事情或者帮助别人时，才屡屡可见，而平时，他则完全是一介平民的样子。

　　曾经有这样的一幕景象，发生在香港回归前：

　　有一天，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筹组工作的预委会在北京开会。当时正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忽然，一辆黄色的“面的”由远而近，渐渐驶近港澳中心，当时的工作人员都有点纳闷：入住港澳中心这样的五星级酒店的人差不多非富即贵，怎么居然还有人搭乘“面的”呢？等到车门打开，从车上下来的居然是查老和夫人刘璧如女士，搀扶着他们下车的那一位，是他们的二儿媳——也就是后来受聘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史美伦女士。工作人员顿时怔住了,难以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不久前一下子捐资2000万美元设立“求是科学基金”的那位大实业家。要知道，以查老的名望，以他和他夫人在北京的人脉关系，以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只要开口，专门为他配备一辆专车，是很容易办到的事。但查老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只想实实在在地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些事情，而从不要求任何名誉和待遇；他甘于平淡，甚至不愿意为自己的事情去给别人添任何一点麻烦。

　　凡是和查济民共过事的人都说，几十年来，查济民这样要求自己：“加法用在工作上 ，减法用在报酬上，乘法用在企业效益上，除法用在荣誉头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