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戴望舒《雨巷》
戴望舒的长女戴咏素说:我表姐认为,我爸爸的第一任妻子施蜇存的妹妹施绛年是“丁香姑娘”的原型。施绛年虽然比不上我妈以及爸爸的第三任太太杨静美貌,但是她的个子很高,与爸爸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很相配,气质与《雨巷》里那个幽怨的女孩相似。
3月31日,从暴热一下跌入霏霏冷雨的上海,颇有一点《雨巷》的凄清况味。在徐汇区一个闹中取静的公寓中,我们拜访了戴望舒的长女、皓发的戴咏素。
环视客厅,茶几上摆着一张乐谱,写字台上一本摊开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佳能相机的使用要点,墙上挂着老人不同时期的“美人照”。
虽然《雨巷》不是爸爸最优秀的诗,但一定是最知名的。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是听我的表姐,也就是爸爸的外甥女钟雨说,这首诗写的就是爸爸在杭州故居所在地——大塔儿巷。
表姐一岁半时,她父亲就去世了,她一直住在我奶奶家,直到16岁。她曾很多次回杭州大塔儿巷寻访旧地——大塔儿巷36号,那也是爸爸度过少年时代的家。但是,1992年是表姐最后一次看到故居,之后,那房子就湮没在历史中了,变成了公寓楼。
我没有在大塔儿巷住过,爸爸从读中学开始,就来到了上海。
表姐说,诗中有一句:“到了颓圮的篱墙。”那道篱墙就曾经在大塔儿巷与华光巷的交界处,后来也变成泥墙了。现在华光巷也已经没有了。
像很多人一样,表姐觉得爸爸写这首诗,是因为他3岁出天花而造成外貌上的瑕疵,因而带来感情生活的一些困扰。所以,他渴望。
至于诗中很多人都很好奇的那个“结着愁怨的丁香一样的姑娘”的原型,表姐认为是我爸爸的第一任妻子,施蜇存的妹妹施绛年。因为施绛年虽然比不上我妈以及爸爸的第三任太太杨静美貌,但是她的个子很高,与爸爸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很相配,气质与《雨巷》里那个幽怨的女孩相似。
表姐记得有一次到上海,我爸爸带着她和施绛年一起去看电影,中间给她们每人买了一杯美人牌纸杯冰淇淋。那时,他们的感情是好的。爸爸当时狂恋着她,简直要生要死,直到她终于同意嫁给他。
后来,他们登报离婚了。爸爸从法国留学回来,曾经买过一个天青色的洋娃娃,仿佛对前妻的怀恋。天青色,一直是爸爸最喜欢的颜色,也是在他的诗中出现最多的颜色。
我觉得,《雨巷》是否写的是大塔儿巷,那个女孩是否是施绛年,都不是最重要的。在这首诗里,寄托了爸爸的一种理想。
记得那些幸福的日子/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你爸爸仍旧会来,像往日/守护你的梦,守护你的醒
——戴望舒《示长女》
我记得他给我买的礼物,精致、美丽而昂贵。有富家小姐才当书包用的小牛皮箱、K金的项链、纯金笔尖的派克笔,都惊人的美丽。那是作为艺术家的爸爸的审美眼光。其实,以他的经济实力,这些都是奢侈品,但他就愿意花钱买给我们。这也是一个诗人的率性吧。
戴咏素是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她拍过《逆光》等电影,但没有大红大紫,后来改行当了编辑。
在她上大学的时候,由于镜头感好,经常被摄影系请去当模特。但在那个年代,她那张酷似父亲、十分具有雕塑感的脸被认为“本身就是小资情调”。
有一儿一女的她,现在独居。遗传的艺术细胞和自幼的艺术熏陶,让她学习摄影、唱歌等艺术很有天份。
这首诗是爸爸写给我的,对内向的父亲来说,这是他表达的方式。每次读这首诗,我都会泪如雨下。因为这首诗包含着爸爸对一个完整家庭、对爱护我的一种呼唤和渴望。而这也正是我最需要的,是我的梦想。
我的妈妈是爸爸的第二任妻子,我是他第一个孩子。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而我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日子。
妈妈很快有了新家,她急着要把我交给父亲。当时父亲在香港过着优越的生活,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女儿,但是抗战一胜利,他就抛弃一切,拖家带口地回到上海。
他一回来,就把我从寄宿学校接回了家,从不丢下我。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他身边,与后妈杨静、大妹生活在一起。
爸爸是个儒雅的人。他从不对我和大妹说人生大道理,只是在吃饭时,提醒我们要抓紧学习。其他时间,他都把自己关在书房中,读啊写啊。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交往的朋友也都是艺术家,我觉得这时他非常快乐。
他十分注重我们的教育,到哪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张罗着为我们找最好的学校。他虽每天在楼上看书,但我整天贪玩的事他全知道,他说我一句,看着他脸色,我就害怕了。有一次他把门锁了不让我回家,我就从窗户爬进了家。父亲虽生气,但在暑假里还是给我交了补课的学费让我去补课。
他的爱是不诉诸语言的。我记得他给我、大妹和杨静买的礼物,精致、美丽而昂贵。有富家小姐才有当书包用的小牛皮箱、K金的项链、纯金笔尖的派克笔,都惊人的美丽。那是作为艺术家的爸爸的审美眼光。其实,以他的经济实力,这些都是奢侈品,但他就愿意花钱买给我们。这也是一个诗人的率性吧。
爸爸还给我买过一套50本的世界童话故事,我那么喜欢,小气地不愿意让别的小朋友碰一下。
解放后,我们来到北京。他有严重的哮喘病,但政府决定为他动手术。“把背上的神经剥开,就不喘了。”我记得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因为疾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两次手术后,效果都不理想。45岁,爸爸就很突然地走了。
以前,我不太理解我爸爸,包括他的诗,他的精神世界,因为他是一个十分内向的、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人。现在我读了很多研究他生平和著作的书,对照他的日记,我渐渐觉得能理解他了。在他的精神光照中,最强烈的是民族和艺术。
本报见习记者 徐 洁
本报记者 陈 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