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路。

　　还余浪漫呼吸。

　　北山路上，春天，芳菲盛。邻着寺院，面对放鹤亭，当年丰子恺一家就是西湖风景中的风景。

　　而今，放鹤亭依然缄默，面对缓缓流过的浓情岁月，寺院、童真的笑声和当时的月亮都已无迹可寻。西湖还是当年的西湖，人却早已不是刹那芳华。

　　人不同，眼中的风景就不同。这是隐匿的真相。

　　艺术家的杭州，完全成了一个审美的对象，而许多美处被一一发掘。西湖又遇知音。不曾供职，仅为欣赏那美湖，他携家前来。玩味，体悟，而他的眼光、画笔也让杭州多了许多艺术的回忆和气息。

　　艺术是不物化的。只有一颗轻灵洒脱的心灵，才能让日常的事物都蒙上艺术之光。

　　皇亲巷、马市街、田家园……丰子恺逐一的足迹，漫过那些悠长的小巷。皇亲巷矗立的石像，以及他笔下儿子神气的“脚踏车”，让那里的空气都浪漫起来。

　　有人记得他，有人忘记了。这已经并不重要。艺术的光线和纯粹的美德相携共生，永远穿透时光隧道，让物质社会中沉重的心灵，得以短暂的拯救。

　　■本版撰稿：

　　本报实习生 王秀卿

　　本报记者 陈 桔

　　■本版摄影：

　　唐光峰 钱永安 董旭明

　　丰子恺的三女“软软”名叫丰宁馨，就住在杭州体育场路上的一幢公寓楼里。85岁高龄的她，依然带着一种小姑娘的童真，说话调子果然像她的名字一样柔软、谦和。

　　“我就是软软啊。”这个经常出现在丰子恺笔下而为读者熟知的名字，让她感到很自豪。她指着全家福中的“爸爸”，流露出一种依恋和亲爱。“我们兄弟姐妹七个，过世了三个了。每年，我们都要去桐乡老家祭奠父亲。”

　　其实我不是丰子恺的亲生女儿，而是丰子恺姐姐丰满的女儿。我妈丰满和父亲离婚了，我和妈妈一直跟舅舅舅妈一家生活在一起，我一直叫他们爸爸、妈妈。

　　爸爸对我很好，就像亲生的孩子一样。他很喜欢小孩子，我从来没看到他发过脾气。每次他出远门回家，我们兄弟姐妹都会一拥而上，叫着“好东西，好东西……”而爸爸总不会让我们失望，给我们很稀罕的巧克力。

　　抗战时，我们一家大小一路流亡到贵州。孩子们念不成书，让特别看重孩子教育的爸爸很着急，他请来浙江大学学生为我们补习，他自己教我们国学。他让我们念《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乱世时，买不到书，爸爸就用复写纸把古文诗词抄写好，每人一份。

　　他还有一种特别的教育法，就是自己编了故事讲给我们听，然后让我们写下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赤心国》的故事：有一个国家的人心都在身体外面，有谁遇到困难了，大家的心都会疼，一起来帮助这个人。后来，爸爸把这则故事发表了，他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

　　兄弟姐妹都不怕他，做游戏的时候都要拉他过来。那时我们玩一种叫“传花令”的游戏：大家按次序坐好，有人用诗句起头，比如“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花”在第二个字，坐在第二个的人站起来接一句有花的诗句，如此传接，说不上来的就要罚唱歌。偶尔爸爸输了，他就拉小提琴给我们听。

　　读书时，我数学好，几何题三下两下就解出来了。爸爸是艺术家，可是没有数学细胞。有时，我放学回家，爸爸要跟我比赛解几何题，我总是赢，很开心，然后由我来当他的“小老师”。长大了，回想爸爸这样深沉的父爱，有了更深的体味。

　　很多时候，爸爸都在画画、写字。他的画风格独特简约，我总是看到他很快就画完了。写对联的时候，书案不够大，我们都抢着跑过去帮他拉着条幅。

　　小孩子的玩意儿，他也很留心。他画的“妹妹新娘子，弟弟新官人，宝姐姐是媒人”，就是看到我、瞻瞻弟和阿宝姐在做结婚的游戏画的。我头上盖了一块布，瞻瞻带了爸爸的“铜盆帽”，玩得真高兴，没想到充满童趣的一刻被永远定格在画纸上。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一家回到杭州，就住在北山路85号的“湖畔小屋”。那时，爸爸写了一副对联：“居邻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

　　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常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

　　——丰子恺刻在烟嘴边上的诗

　　79岁高龄的丰一吟现居上海，家中关于父亲丰子恺的资料就有一万多张小卡片，60多本剪贴本，还有众多藏品。

　　丰一吟是丰子恺唯一一个学美术的孩子，近年以研究父亲的生平和治学为事业，正在撰写《我和爸爸丰子恺》一书。 “爸爸跑遍了中国，但还是觉得杭州最美好。杭州在他的生命中如此重要，是他的第二故乡。”

　　爸爸人生关键几步都与杭州有关。少年时，他考中了杭州的浙江省师范学校，遇见了对他一生都有重大影响的图画老师李叔同和语文老师夏丐尊。是李叔同鼓励，让爸爸决意走上艺术道路，创新了兼具西洋和中国画法的“子恺漫画”；而夏丐尊的白话文作文训练，让爸爸信奉写“老实话”，陆续写出了“缘缘堂随笔”。

　　李叔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本明朝刘宗周所著的《人谱》，他告诉爸爸：“‘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要做好文艺家，先做一个好人。”爸爸从此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

　　等我的哥哥姐姐陆续考取了杭州的中学后，1935年，父亲欣赏“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举家迁居西子湖畔。我们先后在皇亲巷、北山路、马市街和田家园四处住过，过了三年诗情画意的日子。

　　爸爸喜欢带着哥哥姐姐游山玩水，但他有自己的审美观，总是流连于无名之地的美景。他纸笔不离身，看到好的题材就画速写，或酝酿随笔的题材。艺术家，无处不艺术，无时不艺术。有一次，他与阿宝姐、软软出游，在一小山村避雨，借来胡琴伴奏，由两个女儿和村民一起唱起了悠扬的《渔光曲》，并写成了著名的随笔《山中避雨》。

　　父亲爱惜西湖的山山水水。他在《西湖船》一文中痛惜20年来西湖船的变化——游客的座位愈变愈舒服和奢华，但船身愈变愈旧，游船人的脸孔愈变愈憔悴，摇船人的衣服愈变愈褴褛。

　　而对于西湖上“到此一游”之类的题词，“有的似出于天真烂漫的儿童之手，有的似出于略识之无的工人之手”，它们美术价值尽管平凡淳朴，但在父亲眼里却比勒石的御笔和金碧辉煌的名人手迹“高贵得多”。由此可见父亲崇尚真的艺术观。

　　爸爸平生不善理财，一家老小都靠他笔耕，但他却绝不囿于金钱的奴役。友人怪他不在杭州赚钱而无端来做寓公。他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正因为他不在杭州供职，杭州对他来说没有一丝利害关系，他就可以充分地从艺术的角度来欣赏它。多么有趣的论调！

　　但是之后爆发的抗战，把我们全家逼上了流亡之路。从故乡桐乡出发，路经杭州，爸爸用手帕遮住脸，偷偷滴下许多热泪，因为他把西湖美景当作一个天真烂漫的婴儿来看的。

　　在六和塔下的一个小茶店里，老板强行索高价租船给我们，爸爸受尽委屈。但是当朋友来到，困境解除，他看到那老板脸上已经不见凶相，脸色颓唐，棉袄非常褴褛，倒又起了怜悯之心：“大约不是他不仁，是贫困所强迫而成的。”爸爸悲天悯人的心怀流露无遗。

　　秀水明山入画图，兰堂芝阁尽虚无。十年一觉杭州梦，剩有冰心在玉壶。

　　——丰子恺在《辞缘缘堂》中吟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