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英国利兹电 前天，在英国利兹大学，本报记者与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握手，品特在利兹被授予荣誉博士。

　　会议开始的前一天，主办人马克比提博士向大家宣告品特向他发来的最近一封邮件说自己手术后身体非常不好，但是仍会抱病出席，只是不能指望他对大家说出只言片语了，因为他刚动过食道癌手术。于是，在大名鼎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现身利兹大学时，除了本报记者以学术研讨的名义出席之外，全世界的记者都未到场。学校方面显然也不希望这次学术活动受到媒体的干扰。出席会议的学者们有许多都是多年来以研讨品特而出名，并与品特本人也有过许多交流，但当品特在马克比提博士挽扶下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并未出现名人到场的喧闹拥挤，在场者都保持着相当的克制与冷静，没有人上前跟他打招呼。利兹大学的研究生们也静静地坐在最偏僻的位置上，他们手里拿着刚刚在学校里买的品特剧作与诗作，却没有一个人上前索要签名与合影。

　　1957年，只用了“4镑6便士的预算”的品特首部戏剧《房间》被搬上了舞台，地点是布里斯托大学的一个经过改装的壁球场，导演是品特的终身朋友亨利·伍尔夫。而如今品特早已名扬天下。两个原本热衷戏剧却籍籍无名的年轻人，如今已是龙钟老人，尤其是品特本人，刚刚做过手术的他，比以前消瘦了许多，即便是剧场暗淡的灯光下，也可以看出他脸上深深的皱纹和额上的虚汗。他的座位旁边放了一杯清水，他不停地喝水，却一言不发。

　　哈罗德·品特在英国有“愤老”之称，但如今大家眼里的品特“老”则老矣，“愤”则未必，因为他压根不能说话，很长时间里根本不看周围的人，只是两眼低垂着，倒与他自己创作的剧中人有几分相似。在很多人看来，哈罗德·品特样子比他们想像中还要苍老，虽然他的绅士风度依然。有人记起来说，即使在2005年10月13日获得诺贝尔奖的当天，他也显得有些憔悴，拄着拐杖，头上还贴了纱布，眼睛里是上了年纪的慈祥和忧伤。

　　当年戏剧学院的高材生亨利·伍尔夫，如今已成了身体雍肿得似乎难以迈步的老人。但当天傍晚，伍尔夫却为全体与会者表演了1972年品特专为他创作的《独白》一剧。“她说她爱我的灵魂，可我却爱她的身体，”品特的戏剧被公认是难演的，但亨利·伍尔夫的独白抓住了全场观众的心。

　　说到品特的获奖，几乎在此前并不被所有预测和舆论看好，连他自己都说“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选择我的依据是什么”。人的愤怒可以延续整整50年。这也是一种属于品特的奇特。通过艺术对抗精神的困惑以及发现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深处的真相，这是大多数艺术家孜孜以求和努力探索的，只是，鲜有人像哈罗德·品特这样如此彻底而决绝地选择——就在去年，他对媒体宣称自己将不再写作剧本，而一门心思地参与各种反战和反抗强权的政治活动。不过他又表示，他将以诗歌继续自己的写作生涯——富有意味的是，品特正是以诗歌登上文坛的，只不过早期的诗歌更多表达的，是一个少年对于世界的疑虑和愁绪，而如今一个古稀老人的诗歌则成为他宣战的檄文了——这也如同上个世纪年轻的“愤怒派”品特，用水槽剧、厨房剧这些粗糙的戏剧形式冲击人们观赏戏剧的习俗。

　　而现在的哈罗德·品特，作为一个大师级的戏剧前辈，作为一个对于人生和艺术都参透了悟得愈加深刻的长者，将自己的愤怒和忧虑再次投向这满目疮痍的现实世界，并终将陷入其间。于是，这苍老、这皱纹、这忧虑、这犀利和愤怒，便有了一种挣扎过的痕迹和答案。

　　品特一生写出了近30个剧本，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可能是由他改编和编剧的电影《法国中尉的女儿》，他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提名。他的《送菜升降机》、《背叛》与《情人》曾被搬上过中国舞台。但可惜的是，中国版本的品特戏剧不仅观众很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品特剧作的内涵：要么是过于商业化，要么只是生存于一个小小的实验圈中。但是他的作品却迟迟未能在中国出版，直至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作品都已大量上市之时，上一年的品特作品却还没有露面的时刻表，据业内人士的说法是因为品特获奖后，他的经纪人要价过高。记者的座位在哈罗德·品特座位的后面，于是上前去对他说：“品特先生，我来自中国，非常希望能早日在中国见到您的作品出版。”一直低眉垂目的品特这时才抬起头来与记者握手，嘴唇翕动着说着什么，可惜根本无法听清。

　　本报特派记者 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