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亨廷顿指出，在21世纪，世界冲突的主题将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甚至也不再是经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普遍关注。尤其是亨廷顿在这篇文章中告诫西欧各国，应该与美国加强团结，加强联合，共同防范东方可能出现的威胁。

　　亨廷顿的观点无疑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但是仅就他对人类文明的演化趋势和未来状况的分析来说，我认为他的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我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切入，我们先来看一看，人类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发展的。    

　　人类最初的亲代文明

　　亨廷顿和汤因比等人都认为，文明就是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相互认同的最大共同体，而维系文明的纽带就是传统的宗教信仰或者伦理价值系统。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类形成了几个最主要的文明体系，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南亚印度教文明，以及中国儒家文明等。

　　从历史起源的角度来看，人类最初的文明形态一共有5个，我们按照生物学的概念把这5个最初的文明形态称为亲代文明，而从它们之中后来衍生出来的文明则叫做子代文明。这5个亲代文明如果从西向东一字摆开的话，依次就是：地中海上的克里特文明，也称为爱琴文明；地中海南岸的古代埃及文明；再往东就是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地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再往东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这个印度最古老的文明又叫做哈拉巴文明；最后，在亚欧大陆的最东边，就是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通常是指夏商周三代或者先秦时期的远古中国文明。

　　在文明与原始之间，存在着许多区别，但是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说，文明产生的前提是必须有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有了永久性的灌溉系统，以及为了组织修建灌溉工程这一类的集体活动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即最初的国家机构；从精神生活方面来说，最初的文明往往是围绕着一个庙宇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在庙宇的祭祀活动中产生了文字，而文字是判定史前状态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类最初的这5个亲代文明，基本上都处在大体相同的纬度上，即从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之间，地域范围上都非常狭小，仅限于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在它们的南边，一般都是海洋或者沙漠；北边，则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

　　这样一来，在亚欧大陆上，就形成了一种南农北牧的基本格局——南边是一些刚刚萌芽的、弱小的文明国家，人们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文化水平比较高；北边则是许多游徙不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水平很低，基本上还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另一方面，南边的农耕文明虽然生产力相对发达，文化水平高，但是定居的生活方式容易养成一种惰性，因此长期以来，农耕文明地区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对象。于是在亚欧大陆上，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在生活方式上南农北牧、在经济状况上南富北贫、在军事实力上南弱北强的这样一个对峙局面。

　　文明形态的嬗变与扩展

　　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对峙，从公元前3000年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后1500年。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而游牧世界对于农耕世界的每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其结果都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分别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文明形态嬗变的“时间效应”；另一个方面则是文明地域扩展的“空间效应”。

　　就前者而言，游牧民族的大入侵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嬗变。旧的文明形态消失了，新的文明形态则应运而生。就如同春蚕，从最初的一个小黑卵，到幼虫，再到结茧成蛹，最后变成蛾子，破茧产卵。虽然春蚕的形态在不断地改变，但是它始终还是那条蚕。文明的发展也是这样，文明形态在不断地嬗变，但是这个文明的主体却在形态嬗变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和传承。这就是文明形态嬗变的“时间效应”。

　　另一方面，在游牧民族的冲击和融合之下，农耕世界也产生了一个“空间效应”，我喜欢把它叫做“酵母效应”。所谓“酵母效应”，就是看起来弱小和地域狭小的农耕世界，在遭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之后，不仅没有彻底被消灭掉，而且还通过一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在长期的文化融合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改造和同化了入侵的游牧民族，并且通过游牧入侵者的中介，把以前属于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也纳入到农耕文明的范围内。在15世纪以前的数千年时间里，人类的农耕文明正是通过这种以柔克刚的“发酵”方式，在空间地域上不断地扩展。乃至于到了公元15世纪、16世纪以后，亚欧大陆上几乎到处都是农耕文明了，游牧世界反而变得没有立锥之地了。到了今天，我们上哪儿去找游牧世界啊？现在世界上残存的游牧民族只是一些古老的历史遗迹，成为我们旅游观赏的对象了。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

　　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

　　从公元前2000年初期，一直到公元后1500前后，游牧民族一共对农耕世界发起了3次大冲击，进行了3次大融合。第一次是由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发起的，从公元前20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600年左右。在这次浪潮中，人类最初的5个亲代文明，有３个受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这就是克里特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中国夏商周文明则受到操持汉藏语言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这４个亲代文明都在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过程中，发生了文明形态的嬗变。但是古代埃及文明却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第一次大冲击浪潮中幸免于难。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好像是埃及的幸运，其实却是埃及的巨大不幸。古代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古代埃及文明丧失了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了一具文明的木乃伊和保留历史记载的金字塔。

　　在经历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之后，从５个亲代文明中经过形态嬗变而演化出了４个子代文明，这就是希腊罗马文明、波斯帝国、古代印度文明，以及中国的秦汉帝国。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

　　第二次大入侵和大融合

　　亚欧大陆的４大子代文明出现以后，我们又看到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和大融合。这一次大入侵的发起者是游牧于中国西北域的匈奴人，他们从战国时代开始就不断地侵扰中国的边疆。汉朝建立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代，就主动出击攻打匈奴，用武力逼迫匈奴人向西迁徙，从而引起了整个亚欧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匈奴人的西迁，迫使亚欧草原上的一支支游牧民族，如月氏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阿兰人、日耳曼人等，纷纷往西跑或者往南迁，于是灾难就落到了南部的那些农耕文明的头上。

　　这场“多米诺骨牌运动”的最后一张牌、即日耳曼人在匈奴人的挤压下，入侵到已经是日薄西山的西罗马帝国境内，导致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的崩溃。但是我们发现，早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中国的秦汉帝国已经率先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虽然匈奴人西迁的第一张牌是由汉帝国推动的，但是匈奴人从亚欧草原的东边迁徙到西边，走了好几个世纪，直到5世纪才把最后一张牌推倒在罗马帝国的头上。而在这个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汉朝本身已经由于内乱而完蛋了。东汉被三国所替代，后来三国归晋，匈奴人又卷土重来，灭掉了积弱不振的晋朝，在黄河以北建立了胡人政权。继匈奴人之后，鲜卑人、羯人、羌人、氐人也纷至沓来，像走马灯似地变换着政权形式，造成了所谓“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而汉人则在黄河以南建立了南朝政权，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格局。这种混乱局面持续了几百年，直到隋朝建立才结束。

　　４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形成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的大举入侵下终于瓦解了，在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黑暗时代”之后，到了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公开称帝，建立查理曼帝国，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将此看作一个新文明形态出现的标志，这就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虽然是在公元1世纪产生的，但是它成为一个文明体系，却是从公元800年以后才开始的。因此，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成为继希腊罗马文明之后的西方第三代文明形态。

　　公元7世纪以后，随着波斯人的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所取代，在西亚、小亚细亚、中亚和北非等地，就出现了一个伊斯兰教文明。在南亚次大陆，到了公元4世纪以后，随着印度教的产生，印度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也最终确立，印度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进入第三种文明形态，即印度教文明。

　　而我们中国的情况呢，在秦汉帝国灭亡以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动乱时期，到了公元7世纪唐朝建立以后，尤其是到了宋代以后，在汉武帝时被定于一尊的儒家伦理，才真正成为人们普遍自觉奉行的安身立命之道。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第三代文明形态，即儒家伦理文明。

　　到了公元7~8世纪以后，亚欧大陆上的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和地区都被这4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所囊括，从而形成了宗教时代的文明基本格局。

　　21世纪的“文明分野”

　　公元15世纪、16世纪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时起，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和融合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主题开始出现，这就是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农耕文明之间的对峙和冲突。

　　在近200多年的时间里，这种对峙和冲突以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其表现形态就是从18世纪开始的全球性殖民化浪潮。这个殖民化浪潮使得世界上所有的非西方地区都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4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分野就被日益突出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冲突所掩盖。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西方世界各国在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苦难历程之后，终于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随着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许多非西方国家迫切地感觉到文化重建的重要性，这样就必然会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下，导致一种文化多元化甚至文化保守主义的前景。

　　但是在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垒不复存在，人们也不再按照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分来进行认同了，而是重新以传统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心理认同的标准。非西方世界的人们纷纷转向了自己的文化根源，试图从中发掘出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如何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放在所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面对这个时代性问题，中国两岸三地的人民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国文化的传人，儒家思想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以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为主要纽带的文化认同，已经日益代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使用“文明冲突”这个词或许不太确切，因为它具有太明显的暴力隐患。但是如果我们使用“文明分野”一词来取代“文明冲突”，那么它似乎更准确地表达了21世纪的一个基本事实。因为“分野”是一个中性概念，它只是表示了一种彼此区别的客观状态。“文明分野”的现实状况既可能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暴力冲突，也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平台。因为只有在彼此承认对方文明存在的独立价值的前提下，在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真正平等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