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大连专电 “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什么样的，而是要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什么样的，只知道应该是好，好，好上加好。”

　　这是王安忆对《启蒙时代》里主人公们对话场景的描述。他们的“知道”和“不知道”困扰了他们这一代人，也困扰了以后的人，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仍然处于启蒙时代。陈思和说，自己看完这部作品的第一反应是：“她所描述的这一时期的启蒙从何而来？”启蒙本是人对自己的认识，而在颠覆了所有的传统历史经验后，我们对启蒙的认识是否一定要认同西方的概念呢？这是几乎所有在场的文学批评者们的困惑所在。

　　可是王安忆自己语速极快的一段话把整个研讨会的哲理和经院气给消除了。她说：我原来不想开作品讨论会的，我对于开自己的作品讨论会总是非常排斥的。因为听那么多好话是要折寿的，可听不好的话我也没有那么好的耐心。我仔细想过，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看评论？因为所有的评论者似乎都想把我们写作者放进某个话语框架里去，我对此总觉得无奈，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看。我总觉得所有的文学批评都对我不合适，有些人把我归类为“伤痕文学”，可是我从来没有过一篇这方面的作品；又有人把我归类为“知青文学”，我也并没有专门的描写知青生活的作品；又说我是“女性文学”，可我其实对西方现在的“女性主义”是反感的；因为写了《长恨歌》而又把我归进了上海怀旧，可我无旧可怀。《长恨歌》是我写作中失败的一个东西，却被畅销书出版商和流行的商业模式给扭曲了。以我的性格，不喜欢太激烈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的资源，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进入写作。马尔克斯的写作套路也许现在已经使人感到厌烦了，但他对我、张炜、莫言有很大的帮助。他使我看到了一个可能性：居然可以把你的故事放入一个完全虚构的封闭的环境里，而在我们以往的创作经验中，一般是基于现实事件的。

　　不管在什么时候，王安忆总是对人再三申明自己只是一个写作的匠人，她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复杂。她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也不关注大事件，平时除了写作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和许多写作者一样，面临的困难就是写作材料的匮乏。她很羡慕像张炜、莫言、贾平凹他们有一个生活上的根可以凭借。她说她和自己的材料、经验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如果不是那个特别时期，可能她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她的写作中有许多安徽插队时期的故事，可她从农村出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因为给她留下的印象都是非常恶劣的，可她是一个创作的人，生活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她的身上给结结实实地贴上了“张爱玲传人”的标签，在她自己看来真是一个太大的讽刺。其实她对上海没有什么太大的喜欢，上海话很难说好，它的入声很难发好，真正本地的上海人对王安忆这样的外来者家庭也不认同，王安忆说她母亲时时告诫她不要太小市民化。所以她也并不太喜欢上海。             特派记者 文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