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大连专电 “五一”黄金周期间的大连安静地举办着一个高规格的文学评论研讨会——“王安忆作品学术研讨会”。说它安静，是因为几乎没有全国各地媒体蜂拥而至的火爆场面；说它高规格，是因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和评论家能来的几乎都来了。研讨会由《当代作家评论》主办，真正的操办者是《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

　　与会者有许多都是王安忆的同龄人，这一代人共同经历了二十几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程，其实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依照陈思和的说法，更是一代人的阅读史，《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法国革命史》是当年许多人上山下乡时行囊中的读物，而王安忆的最新小说《启蒙时代》的基本线索就基于这一段阅读史。所以，也曾有人给王安忆贴上了“知青作家”的贴签。

　　5月4日上午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程光炜第一个发言，他把王安忆的作品从文学史层面上给予总结。但在王安忆在座的情况下，他显然没有像面对学生时那样的从容。他略显紧张地说，对一个像王安忆这样的作家，什么样的质疑都无法难倒她。中国一百年的小说基本分两类：乡土与都市。上世纪三十年代有茅盾和老舍，是一南一北写都市的两大高手，王安忆丰富了这个都市创作的空间。我们现在看有关上海的资料会觉得非常“隔”，无法感知真正的老上海，王安忆的《长恨歌》为我们复活了一个老上海。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的话比较感性，他说：“安忆给我的印象非常有意思。我第一次见到王安忆和她坐一个面包车，她当时已经三四十岁了吧，但她居然还会脸红羞涩。第二个印象是，她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时，还会坐在第一排，老老实实地拿个笔记本在记录。一个成名已久的大作家居然还会这样认真、努力，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会议以外的闲聊比会上的正式发言更为有趣。说到王安忆的“努力”，可能从她丈夫李章口里说出来还更别有一番意味。因为“五一”休假，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工作的李章和她一起来开会了。李章是个出了名的好好先生，非常谦和厚道，他们的房间里放着满满的书，是打算送与会代表的，但最新作品《启蒙时代》还没有送到。李章随意地谈起王安忆的可爱。“她天生是吃这碗饭的人，去美国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她能坐在飞机上写，在法国，我们坐在草地上休息，她居然也能拿起笔和小本子来写，她的字都小小的，一点儿地方就可以写作。可是，我们本是到法国旅游的啊，她一直都非常努力，一直就像是农民劳作一样。”李章还是很保护她的，前不久媒体曝出“王安忆为王朔做私房菜”一事，他很不以为然：“本来是陈村和孙甘露约了大家一起去吃饭，说每人做一个菜，弄到媒体那里成了这副样子了。”

　　大家集中的话题还是王安忆的最新作品《启蒙时代》。许多人已经看过这部作品，黄子平在前一天晚上的闲聊中就谈到了一处比较重要的“硬伤”，这个硬伤事关知青“阅读史”，但他说不会在会上公开说出来，会私下里和她说。这可能是这一代人通常的做人原则。

　　迟子建发言时像是专对着王安忆一个人在说话，她的话好像有许多言外之意。她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前不久俄罗斯作家代表团到哈尔滨访问时一位俄罗斯作家拉普斯金的发言，他说他一直非常喜欢马尔克斯的作品，但马氏最新一部描写妓女作品的书使他非常气愤，他觉得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坚守着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不应该随波逐流。迟子建认为王安忆一直在坚守着这种有价值的东西，她和张炜都说“王安忆是我学习的榜样。”她谈到的另一件事是对白先勇的印象，她前不久在青岛大学谈自己的一本新作，白先勇正好住在她的楼下，他是第一次到青岛，但他基本不出门，有一天看见他站在一树樱花面前细细地观察，这一场景使她非常感动，她说：“白先勇这一辈子已经看得太多了，所以他只须看一点就可以了。我想对安忆说的是：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也不必看太多了。”

　　特派记者 文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