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大连专电 大连举办的“王安忆作品研讨会”第二天的话题是“小说的当下处境”，由王安忆主持。这是相当能刺激人神经的话题，几位作家的讲话更是大家的关注中心。

　　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悲观是共同的话题，但张炜的发言也许能代表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真正的文学一定会绝境逢生。所有在场者都对“80后”在市场上的风光只字不提。著名作家阎连科则完全不理会宏观语境，只谈自身的感受，由此而显出他更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作家。

　　“中国的当下文学是个太大的话题，我只能讲个人问题。对我来说，事实上是没有能力把握当下的问题。我们的创作一般都是偏重现实的，但这现实越来越难把握。我离开农村三十年，当我再回到那块土地上时，却觉得很难把那些人那些事融进文学了。”

　　“记得有一次回家时我母亲说起，村子里的人都上外地打工去了，有几个人去了深圳，但干了一年也没挣上钱，年底时那四个人一起喝酒，说起自己没挣到钱怎么办？于是有人提议：‘回去把老婆打一顿吧。’像这样的事我现在已经不可能简单地把它写进小说了。”

　　“但我知道事实并不会这么简单，因为我从精神上已经无法与这一代人沟通了，我无法进入他们的内心，无法理解这种做法的逻辑。这是我最难面对的事情。”

　　“我家是河南一个很穷的村，但村里有几个百万富翁，也有过年都吃不上饺子的人家。有次回去村干部对我说，连科，你家这个村子，现在是既没有人生也没有人死了。现在年轻人结婚也不领结婚证，不领证就没有计划生育的事，愿生多少孩子就是自己的事了。”

　　“我今天来看这些事情就没有勇气把它们简单地表达出来。我有时在想，我们这些人、这个村子和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人类有什么关系？我缺少这样的勇气。”

　　“我没有穿透现实的能力。我感觉到，情感上在减退，也许技术在成熟，但对写作的情感在减退。我必须积累情感才能写作，你对生活无论有爱有恨都可以，但总得有感情。”

　　“安忆昨天说到一个职业作家的训练，但写作毕竟还是要有情感的，但现在我对生活的感觉越来越麻木。情感在减退，对文学的情感在减退。”

　　“生活是生活，我是我。我可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和朋友喝喝茶，但其实和生活并没有关系。作为一个乡土作家，你对某一块土地的情感，如果没有你的血亲死在这里，埋在这里，如果没有最深刻的爱情曾经发生在这里，是没有资格谈对土地的情感的，但这种情感正在减退。”

　　阎连科无奈地说：“我找不到一个写作的理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现在是北京市作协的专业作家，他可以不上班，写作的时间非常充分，多得没法打发，每天的日子变成什么了呢？连饭局都可以算作一种交流，但总也不能每天饭局吧？

　　阎连科说：“我见一条狗都想和它说说话。”他特别想和人交流。但与人的交流现在局限于饭局。真不如诗人好，他们可以真诚地一起谈诗。他有一次和翟永明等一帮诗人在一起。席间一位朋友对翟永明说：“你那首诗是最伟大最伟大的诗，”说着就把她的诗背了出来，大家一点都没有不自在的地方。我们都不是圣人，永远需要书本的启发，同行的启发。         本报特派记者 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