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 讲故事的人

　　王安忆与上海大学学生的对话是大连“王安忆作品研讨会”的后续部分。在大连期间，王安忆是与她的同时代人对话，她似乎显得比较急躁和不耐，许多话没有前后文交代，好在在座的很多人都了解她的创作思想。而5月8日下午坐在上海大学的小会议里，王安忆更像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对任何幼稚和偏激的问题都给以条分缕析的解答，常以几个小故事来比喻自己的思想，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在上一堂人生哲理课。主持者是著名人文学者王晓明，他常在关键时候插上几句话，引导学生开拓思路。

　　

　　王晓明：我们今天的“恳谈会”，不设主题，也不限时间。对话开始前我们先请安忆作一个开场白。

　　

　　王安忆：当时要给我开作品研讨会时我感到不安：我好像还没到给自己下定论的时候啊？是不是这么个会一开我就写不下去了？可是看看前面开过类似会议的人都还在写，我也就放心了。在大连时这次会议来的都没有持不同意见的人，所以会议开得比较和谐。我却希望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样可以给我机会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对今天下午的会议是有期待的。

　　

　　王晓明：因为今天人多，最好一次只提一个问题。而且，不仅提出问题，要提出你的想法。我觉得现在读者与作家的关系，有点像是歌星与歌迷的关系了。只是“迷”，而没有理性。我希望今天这里的的讨论能体现理性的精神。

　　

　　提问：我是中文系研究生三年级学生，我的论文是做的《长恨歌》研究，我想问一下您对文学作品被大众媒介改编后产生的结果的看法。（参加对话会的大约有五十多个学生，百分之九十五是女生，许多人手里还捧着《长恨歌》。）

　　

　　王安忆：如果你指的就是《长恨歌》的改编，那我在这里谈这个在我们行内是挺犯忌的。我得在这里作些检讨，这部作品里是有一些畅销书的元素，所以才会被他们看中了。其实如果这部作品中的某些材料被比如张恨水之类的人看到的话，他会看出其中不灵光的地方。我没有真正进入过那种生活，我只能找些资料。对这个作品我母亲曾夸过我一句：这个女孩子和李主任的交谈写得好。我考虑的是他们之间的交谈，他们之间的谈话。总的来说这一部分不够好，这是为下一部作铺垫的。恰恰是这一点，被传媒看中，被大肆铺张了，因为传媒要迎合大众的口味。有一个同学来问我怎么来改变这种过分媚俗的现象。我只好回答说悲观地来看，没有办法改变；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做好，让大家日久以后把审美眼光扭过来，但大众传媒发展的速度太快了，我不知道审美教育的速度能不能有赶上的一天。

　　

　　提问：我们怎么才能抵抗外部的诱惑？

　　

　　王安忆：我想起2003年的非典，当时感觉整个国家一下子安静下来。我有个北京的朋友，一家人很少在一起吃饭。非典时不得不在一起吃饭。后来，他们慢慢找到了

　　相处的契机。你这时会发现我们已经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已经长久没有内心生活了。我看到农村的一个老人，也许外面看上去很木讷，但他也许就有内心生活。我们的抵抗也许就是安静下来。坐过国际航班的人都知道，外国人一般都很安静地坐在那里，该看书看书，该休息休息，可是中国人一般都很难安定得下来，站起坐下怎么都不好。为什么人家怎么那么安静，我们就安静不下来？安静其实要有支撑，就是你要有内心的东西。如果没有内心的生活，你就丧失了安静的能力。在法国巴黎，许多人坐在街边，不去工作，不去赚钱，可他们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抑制自己的物欲。有时候，我倒希望上海不要发展得这么快，也许人们可以培养起精神的兴趣来吧？

　　

　　提问：现在的上海变化太多太快，高楼林立，几年前约会过的地方都会找不着了。这种变化肯定也带来方法论上的变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方法论。我喜欢你的作品《我爱比尔》和《米尼》，我看得出你也在尝试着去理解这一代女孩子，但我发现你会忍不住跳出来小小地批判她一下，比如说那么做是不好的。我更喜欢《我爱比尔》，没有批判，而是接受。也许是你迎合不上这一代人，所以，你最新的一部作品《启蒙时代》又写的是你那时代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回到自己的经验里更安全？

　　

　　王安忆：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这种变化是不对的。我告诉你，这已经不是所谓假象的永恒，其实连假象也没有了。这不仅是中国的变化，也是亚洲的变化。关于变化，我想告诉你，我们这一代，你们这一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要面对的问题还是差不多的。我曾以为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幼稚。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感动中国”的节目。女的生了重病，男的放下一切陪她走过最后一段人生。于是我知道如果你们碰上了问题，你们也会做得很好。我想本质的事情上其实代与代没有多大的隔阂，人类基本的东西也没有变。我到老也就写我这一部分，也不会落伍。

　　

　　提问：我有个朋友说你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和法国的萨巴蒂埃的《瑞典火柴》很像，你怎么看？

　　

　　王安忆：你的朋友很有眼光。《瑞典火柴》是我很喜欢的小说。有点相像是可能的。有两个法国读者也提到《瑞典火柴》，他们说：你比他写得好多了。

　　

　　提问：您现在已经非常成功的，不管是商业上或是文学成就上，如果我现在开始写小说，就操作性来看，我要怎么来努力才对？写博客？还有您能否谈谈对“80后”作品的看法，现在书店里他们的书占了很大的比例。

　　

　　王安忆：如果不是对文字喜欢的话，你不要去干这一行。我在商业上其实不成功的，台湾有一句话说我是“叫好不叫座。”如果你喜欢文字和语言，生活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你去看一下，到处都会有一个特别会说话特别喜欢说话的人，一个宿舍会有一个，一个部门会有一个，他们肯定是对语言有偏好的。对于年轻人的写作。我不敢说他们什么话。他们都不好惹。我想知道的是他们对文字到底有多少喜爱？我认为凡是好的东西都是有纪律的，越是好的东西纪律越严，文学也一样。

　　

　　提问：《长恨歌》前面有许多语言上炫技的东西，是您特别喜欢的吗？《长恨歌》，题目很大，《长恨歌》，长什么，恨什么，歌什么？

　　

　　王安忆：在法国翻译时，在法国卖得特别好，法国译者没有提出一个字要删节的；可是美国翻译时，译者和编辑老是提出要删去前面的东西。我想这跟民族性格有关。你们去看雨果的《笑面人》，有没有发现他特别饶舌？那你才知道什么叫炫技呢。我在香港碰到一个李欧梵，他在法国论文答辩时，说教授们关注的不是别人的论文，而是自己发言的华丽漂亮。说到题目的意图。我喜欢大题目。比如《当代英雄》。我为什么起名“长恨歌”，第一是喜欢长恨歌，再就是喜欢放在一起的韵律。这部小说我最先想的是一个很糟糕的题目“四十年一恨”。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

　　

　　提问：优秀的作家都是人格分裂的人。比如张炜，写《九月寓言》期间基本远离人世，和老母亲一起住在农村。人家马上就想问：他的老婆孩子呢？那么您是如何写作与生活的？

　　

　　王安忆：是有人批评过我生活太正常了，不像个作家。我就是个匠人，写作是脑力和体力都吃重的活，不能松劲，一天天地咬住写，这其间吃和睡非常重要。我的生活是没有色彩的。

　　

　　王晓明：大家还是回到我们对于文学认识的层面上来谈。文学教我们的不是格式化的生活，而是要让人有“非分之想”。而今天的大众传媒和广告，把我们的非分之想变得非常具体，车子，房子，钱。我们的非分之想是不是只有这些具体的东西才能体现？我希望大家会有更高水平的提问，不是娱乐记者对明星的提问：你的生活？你的绯闻？安忆这个人不重要，但她做的事情很重要。我想，如果今天大家能为了某个观点吵起来，那么这个会就开得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