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时，一个街边补鞋的老头居然点着一个横眉竖眼的老板模样的人说：这世上只有很滥的人，没有很滥的行当。真理往往是最平常最朴素的话，可我惊叹的是这么一句平常的真理竟然由一个最合适的人嘴里说出来了。这是一本香港著名资深娱乐记者何江西的影集，他曾就职于香港某报专职娱记达22年，在邵氏影城驻守采访七年。现为自由撰稿人。一个人做一天娱记不难，难的是几十年做娱记，而他做到了，还留下这些资料，让人看到风光岁月的前世今生，物是人非。不过我把王蒙的书和这些明星往事给整合到了一起，“王粉”不要骂我呀。

　　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出来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表示失望：“通读这部《半生多事》，我实在很难看出所谓‘一个国家的个人机密’，也很难将其视为所谓‘一个人的国家日记’。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世故老人的感叹唏嘘，只是一幅夕阳西下的混沌晚景。一句话：半生多事，毕竟如烟。”而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革命时王蒙是个‘当代诗人’，能够感到‘运动过后的纯净’；反右时王蒙有‘童子功’护身，下放劳动反倒锻炼了身体；‘文革’时王蒙远在新疆旁观，不无小乐，甚至为边城‘文革’的窝囊样子而不禁为毛主席叫屈。这就是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其轻如此，夫复何待！”

　　现在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又出来了，我看了部分章节，结果继续失望，或者也可以说更加失望。

　　《大块文章》记述的是王蒙从1978年到1988年这10年间的历程。

　　这10年正是传说中的八十年代，大众媒体曾集体怀念过一次，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作为比较少见的“专著”也一度受到追捧。只是这种怀念和回顾毕竟失之零散和随意，离人们期待中的“1980年代的中国史”还远得很，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就想看到更多的回忆和怀念，特别是像王蒙这样的“时代风云人物”的记述更值得期望。80年代可以说是王蒙一生中最得意的时代，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显赫头衔，《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的煌煌巨著，名与利，权与位，一时间都落在头上，来到掌心，形势好得不能再好了。可是从名利场中趟过来的王蒙对那个时代究竟有什么独得之见呢？

　　他说：“我给自己做工作，反对精神污染可能是必要的。已经有若干年大家自由发挥了……现在停一停，静一静，绷一绷，为什么就不可以商量呢？而且，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战，……现在的批评呀整顿呀，已经够温和够轻柔的啦！”他说：“而周扬呢，我相信他的庄重与认真会被人们所承认，他的苦苦思想研究的果实，总有一天会得到相应的参考和汲取。为了真理，为了大局，谁能在需要等待的时候不耐心等待呢？让我个人选择，我会选择周扬，同时我很清醒，我的选择没有那么大意义。我必须冷静地理性地妥当地面对别样的选择和决策。”

　　王蒙真是太聪明了，但也难免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没有悲剧感，甚至也没有时代感，没有历史感，至少他没有表现出来。他是个有归属的人，因此也就是个未能独立的人；他是个有羁绊的人，因此也就是个未得自由的人。

　　■胡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