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周明露

　　

　　初见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是在茅台萧山专卖总店开张的庆祝午餐上。近200平方米的餐厅里，数十张大桌分排摊开，各路商贾、宾朋齐聚一堂。席间，一位满头银发的长者，端着满盛茅台的酒杯为每桌祝酒，和每位客人碰杯，言语亲切。身边的人介绍，这就是茅台人口中有“杏花烟雨风骨，乌蒙磅礴气势”的季老总。

　　“年轻时家庭困难，我一直想离开茅台，申请写了20年，始终没获批准。但现在，我的命运已和茅台紧紧联系在一起，赶也赶不走了！”季克良25岁到茅台，至今已整整43年。人生能有几个43年呢？

　　酒厂的第一批大学生

　　1964年9月，季克良和未婚妻徐英一起，千里迢迢来到茅台酒厂。作为第一批分到茅台酒厂的大学生，也是厂里有史以来发酵专业毕业的两位大学生，这对年轻人深感责任重大。“是茅台成就了我，是茅台的事业成就了我。”季克良感慨。

　　“那时候，茅台酒厂完全是一个山旮旯里的手工作坊，交通条件很差，工厂的生产生活条件也很差。从搬运原料、投料、蒸煮、制曲、堆积发酵到包装，全靠手工操作。上世纪90年代，因为停电，厂里每年要停产几十次。”季克良回忆道。

　　从进入茅台的第一天起，季克良就发现，茅台酒的制作工艺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大不一样，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很吸引人。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季克良跟班作业，深入第一线仔细观察，投料、蒸煮、制曲、堆积发酵，每个环节都虚心向老师傅求教。一年以后，在全国首届名白酒技术协作会议上，由他总结整理的茅台科研组成果论文被宣读——《我们是如何勾酒的》。论文回答了为什么要勾兑和如何勾兑的问题，这在当时国内尚属首次，是中国白酒生产工艺史上第一次形成的科学理论，在白酒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首先是消费者，其次才是生产者。”季克良说，“我希望自己购买的东西物有所值，不能有受欺骗的感觉。”正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季克良时时处处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他着手开发年份酒，坚持要拉开档次，只生产15年、30年、50年、80年的“陈年茅台”系列酒。他说：“我们不搞10年、20年的茅台酒，因为时间间隔短了，消费者不易区别。我们要对消费者负责，要有做酒的诚信。”

　　董事长只住80平方米

　　“你们相信么？一个年销售额60亿元的国家特大型企业的老总仍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的旧单元楼里，面积只有80多平方米。”一旁的办公室主任介绍，董事长的房子没有防盗网，没有保安，在茅台算得上是“贫民窟”。

　　从1981年季克良任副厂长、总工程师，到1991年任董事长以来，集团先后建了4栋高层电梯住宅楼，连不少职工都建起了小楼，而季克良一直没搬过家。他说：“够住了就行，这不算什么事。”

　　真正让季克良痛苦的是自己远在他乡，不能对父母尽孝。“当初养父母领养我，亲生父母关照我，两家全力供我读书。我养母、生母去世时，养父生父70多岁，孤零零的没人照顾。”季克良补充说，“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２０多岁，我是家里唯一走出农村的，老人们都希望我回去。”

　　“养母过世了我才赶回去，那时从茅台赶回南通乡下，要五天五夜。亲生母亲病重时，我还赶回去照顾了一个礼拜，但老人家已经失去知觉了。我亲生父亲去世是1983年，当时刚宣布我当厂长，厂里实在太忙，没有回去。养父过世，我也只能赶回去为老人家操办后事。”说起这些难解的心头之憾，满头银丝的季克良忍不住眼圈发红。

　　但是，季克良说：“茅台酒是搬不走的，离开茅台镇就不出茅台酒，这个观点有科学依据，有关部门也在贵州其他地方进行过近十年的试验，最后也不成功。因此，我能到茅台这个地方破解茅台酒的制作之谜，是一种荣幸。”

　　有两件事是季克良毕生难以忘怀的：一是刚到茅台不久，饭票被偷了，工友们三两二两地给这个外省小伙子凑饭票。有的工友知道他喜欢吃红苕，只要食堂有红苕，就匀给他。二是2001年他脚受伤住院，很多老工人闻讯去看他。“听说我的伤重，有的人还流泪了。”

　　正是贵州人对人才的热情、茅台人对一个外省大学生的厚爱，最终留住了季克良。季克良在谈到自己最快乐的两件事时说，除了2003年茅台酒实现万吨产量外，最高兴的就是看到茅台酒厂的退休工人们在一起跳舞。“年轻时吃了不少苦的退休工人们，晚年能过上如此快乐悠闲的日子，是我最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