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发生了完全无法预期、带有戏剧性的2001年“9·11”事件……我确定，我们应该肩并肩地与最持久的盟友站在一起……继而，先是阿富汗（战争），再就是伊拉克（战争），后者引起极大争议……在许多人看来，这样做简直不值得，怎么也不值得。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承受到最后。”

　　——布莱尔5月10日说

　　墙内：伊战招致众怒

　　英国工党在布莱尔领导下调整外交策略，主张参与国际合作，推进欧洲一体化，希望最终加入欧元区。

　　但是，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政府与历届保守党政府没有差异之处在于，主张英国继续与美国保持传统“特殊关系”。

　　但２００２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特殊关系”无法说服英国工党成员和普通民众相信，有必要“呼应”美国，准备对伊拉克动武。

　　于是，布莱尔政府着手舆论准备。同年４月１０日，他告诉议会，“毫无疑问，萨达姆·侯塞因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对中东，而且对世界其他地方构成严重威胁”。

　　９月２４日，布莱尔向议会提交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文件”，声称伊拉克可以在４５分钟内部署生化武器。

　　时至今日，媒体逐渐透出的细节显示，那份“文件”出自时任布莱尔公共关系主管的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之手。坎贝尔所为，是从因特网下载１２年前收集到的伊拉克武器研发信息，再组合英国情报部门“添油加醋”作出的动态评估。

　　事后回顾，“文件”有着明显漏洞，其中英文拼写差错足以把它的部分来源追溯到因特网网页。

　　如此拙劣手段，居然得逞！

　　英国议会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８日授权政府派遣军队参与伊拉克战争。

　　但是，就在２００３年，战争爆发２个月后的５月２９日，英国广播公司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官员为消息来源，揭出内幕：布莱尔政府为发动战争，授意夸大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尤其是编造伊拉克可在“４５分钟”部署生化武器的说法。

　　同年７月１７日，向英国广播公司揭露内幕的英国国防部武器专家戴维·凯利不堪沉重压力，割腕自杀。

　　法官布赖恩·赫顿同年８月１日受命调查凯利之死，次年１月２８日发布报告，认定布莱尔政府对凯利之死没有责任，英国广播公司以凯利为消息来源的报道缺乏事实依据。布莱尔政府因此躲过一场危机。

　　然而，“赫顿报告”发布几天后，民意调查依然显示，相信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真实的英国民众３倍于相信政府没有造假的民众。

　　这以后，英国一度出现一块布告牌，受反对党人士指责政府撒谎时的提法启发，把“布莱尔”(Blair)的英文拼写改为“布骗子”(Bliar)。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日，在布莱尔试图竞选连任议员的英格兰东北部塞奇菲尔德选区，雷吉·基斯告诉一名美联社记者，他的儿子作为英国军人将近两年前在伊拉克丧生，时年２０岁。他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议员，“全部目标就是把布莱尔赶出代表塞奇菲尔德的席位”。

　　如果布莱尔无法连任议员，也就无法连任首相。

　　“假如我的儿子死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基斯说，“我现在不会做这些事情”。

　　墙外：亲美令人侧目

　　同样的尴尬，同样高涨的反战情绪，也出现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事实证明，战争爆发前，萨达姆统治之下，伊拉克并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对于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莱尔和美国总统乔治·Ｗ·布什或许并非没有疑问。

　　美国《纽约时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披露一份英国政府备忘录，记述布莱尔与布什２００３年１月３１日在白宫绝密会谈的内容，其中之一是两人坦白地表示，在伊拉克境内截至当时还没有发现违禁武器。

　　参加两个小时密谈的人员，英国方面有布莱尔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戴维·曼宁、首相办公室主任乔纳森·鲍威尔和外交政策顾问马修·里克罗夫特，美国方面是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扎·赖斯、她的高级助手丹·弗里德和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

　　曼宁写下的“绝密”备忘录显示，布莱尔和布什已经确定要对伊拉克动武，同时还构想了挑起战争的３种方式。

　　当时，英国议会还没有给予战争授权，但布莱尔说，“我们已经忍耐很久。现在我们将说，危机必须在几星期内解决，而不是几个月”。

　　只是，伊拉克战争爆发４年后，布莱尔和布什的“算盘”落空，伊拉克所面临的危机并没有结束。英军在伊拉克投入７１００名官兵，迄今累计死亡１４８人。

　　但是，布莱尔本月１６日下午抵达白宫，布什笑脸相迎，告诉客人：“你是一位名人”。当晚，布莱尔留宿白宫，布什安排布莱尔住在英国已故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住过的“女王卧室”。

　　谈及是否因为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而致使布莱尔提前“下岗”，布什闪烁其词：“可能吧。”然后再给出看似肯定、其实并不肯定的回答：“我不知道。”

　　布莱尔“谢幕游”，首先去美国白宫，１９日才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看望驻扎在那里的英军官兵……

　　法新社和美联社的多篇相关报道中，开篇就写“首相托尼·布莱尔”，不提“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美联社在一篇报道中说，布莱尔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远高于在自己国家的“受欢迎”程度。

　　与此同时，英国媒体的报道中，议论在持续：布莱尔似乎是“美国首相”。

　　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查尔斯·肯尼迪指出，“布莱尔把我们带入战争的方式使得英国国际声誉受损。它破坏了联合国，破坏了国际法……也破坏了布莱尔的首相形象，破坏了公众对政府及其政策的信任。”

　　反省：说辞苍白无力

　　布莱尔本月１７日在美国再次为英国与美国以及他与布什的“特殊关系”辩护：“我们作出了一项自认为非常难以决断的（伊战）决策。我当时那么想、现在还这么想，那是一项正确的决策。”

　　“我相信，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是符合我们两个国家利益的关系，符合世界和平和稳定利益的关系，”他说。“不过，一些时候，这是一种引起争议的关系，至少在我的国家是这样，但我从来不怀疑它的重要意义”。

　　同样的辩解，他先前表述得更为明确：之所以总是与美国站在一起，是要“把美国维持在国际（关系）体系内”。他的解释是，“如果让美国人单独打败萨达姆·侯赛因，而不是让他们获得国际支持，那么，对和平与安全的长期损害会更大”。

　　对布莱尔所言，英国人马克斯·黑斯廷斯在《每日邮报》上发表文章，大加挖苦：“托尼·布莱尔确实作出了一项勇敢的决策，那就是，影响美国人行为的唯一希望就是分担美国人的行动。”

　　美国学者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则发问：“你能告诉我说，‘我大哥有些莽撞，星期六晚上喜欢烂醉如泥，然后驾车穿城而过，时速１４０公里，如果我让他独自行动，会对和平与安全不利，所以，我与他一同飙车？’”

　　媒体记者注意到，英国如此紧随美国，至少在军事上并没有“讨好”美国。

　　前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经对英军露出“不屑”，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说，即使没有英军支持，美军也能打垮伊拉克的抵抗。

　　就美英“特殊关系”，美国学者杰克·贝蒂回顾一段历史：１９５６年６月，英军全部撤离埃及，但苏伊士运河仍为英国和法国控制。同年７月２６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全部资产移交埃及。英法决定对埃及动武，以求运河“国际管制”。为缓解兵力不足状况，法国提出邀请以色列加入，由此触发第二次中东战争，英法军队随后加入战争。

　　已故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时给英国首相罗伯特·安东尼·艾登发出警告：如果英国坚持以武力摧垮埃及政府，“整个亚洲和非洲将团结一致对抗西方，我担心，这种状况花费一代人的时间也难以改变。”

　　如此表述适用于伊拉克战争，尤其适用于伊拉克战争在中东地区的潜在后果。而艾森豪威尔“忠告”艾登不仅没有损害美英“特殊关系”，反而维持了“特殊关系”。

　　反观布莱尔，不仅不予“忠告”，还一同参与战争。美国外交分析师普遍认为，布莱尔是有可能阻止战争爆发的唯一外国领导人。所以，贝蒂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今年４月号上写道：“事实上，没有哪一位友好国家领导人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可以超过布莱尔先生。”

　　二解布莱尔

　　沉重的伊战“遗产”

　　布莱尔当政10年，依照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的说法，是“以远大前程开场，却以令人失望收场”。

　　布莱尔并非没有外交建树，但与伊拉克战争的后果相比，却几乎让人难以记取。英国民众普遍认为，布莱尔留下的政治“遗产”莫过于伊战。

　　正因为这一点，布莱尔与布什在华盛顿再次相聚之际，他的候选继任者戈登·布朗16日在伦敦作出承诺，将以与前任不同的方式，“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对于自己这些年的功与过，尤其是发动伊战的是与非，布莱尔和布什17日一同在白宫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异口同声地公开表露同一个意思：自己不便多说，让历史充当裁判。

　　在私下场合，两人曾经换一种表述：“上帝将是我的裁判”。

　　美国学者杰克·贝蒂由此推断，依照布莱尔和布什的表述，既然只接受上帝的裁决，对上帝负责，那么，让他们当政和决断的“选民”，似乎只有“一人”，那就是上帝。

　　贝蒂因此发出呼吁：“让我们获得救赎，免受这些只对一位‘选民’负责的政客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