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卢敦基

　　高考时间：1977年

　　现在岗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越文化所所长、研究员

　　退回30年，我那时正在上高二。再过一两个月就要毕业，去向是：农村广阔天地。农民户口的青少年，去向不外如此，哪怕你学习成绩如何如何，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少“文革”以来十余年一直这样。

　　后来想起来，其实当时是开始有变化了的。比如班上，一个原来跟我关系一般、大队支书的儿子跟我说：“假如是以前推荐上大学，我肯定会轮到。但现在恐怕不行了。”这话让我感觉很新鲜。再比如，打倒“四人帮”半年来，班里的学习风气似乎浓了起来，我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还是依然故我。

　　比同学年轻一两岁，看来是掩饰无知的借口。当时我们的学制是：小学5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如果8虚岁上小学，高中毕业应是17虚岁。我7岁上小学时，认字不少，校长拿了一张《浙江日报》，看我顺溜地读下来，当场决定：读二年级。但五年级后读了一年过渡班，所以还是5年。这样，我到高中毕业时，是16虚岁。其实班里和我同龄一样的有不少，有一个女同学比我还小一岁，只不过他们没来上大学。

　　毕业后下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生活不仅劳累，而且报酬极低。简单地说，在三伏天的太阳底下晒一天，还不够自己在家里吃一顿中饭。去年，有一位名闻全国的教授在讲底层体验，拿他自己在上海工厂当工人作例子。我听到后差点笑掉大牙。上海的国营工人，那在我当时是高得想都不敢想的阶级了。历史的记忆竟然可以如此这样错位。

　　看那些出门做手艺的艺人，收入可比一个国营工厂的工人，动过不止一次心。但自知愚笨，不知学什么好，所以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只在一个平凡的出工后，接到了一个口信：让回到母校去一趟。走了20多里地去了一看，居然是一个测验，考语文、数学。几个月劳作下来，语文还好，数学几乎忘得差不多，以往的知识已经遥远。 尽其所能做了一通，后来知道还是第一，于是糊里糊涂回去读复习班。接着是初试，又是第一。最后到县城参加复试。复试前，家里让表姐捎来2元钱。住两晚，还要吃饭，怎么够？还好，有个一起赴考的好朋友让我到他亲戚家住。他亲戚家还有一个男孩。３个男孩，挤在一张床上，睡得非常香，吃饭也一起沾光了。

　　语文、数学、政治、史地。考完第4门，已是半下午。回50里外的家，是坐在一个回村朋友的自行车后。

　　来杭州是1978年的春天了。进校后，有人说我是少年大学生，但我心里从未接受。因为我认为自己已经很大、很懂事了。大学时跟同宿舍的同学几乎不吵架……后来才明白，是他们让着我。

　　同龄的同学还有3位，一共三男一女，可称“小四人帮”。读书时对自己的年龄唯一有感觉的是杭州的应届女生都比我大3岁，同学间谈恋爱于我肯定无份了。倒是有一次同房间的“老三届”、长我15岁的张梦新大哥的话还有一点点印象。他说：“我大学毕业已是30多岁了，小卢才20岁。他做15年才跟我现在一样。一辈子可以多做多少事？”不过，到今天一看，他做的事显然比我多。张兄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负责一个分院，我则在省社会科学院搞点研究，成绩不值一提。写过几本书，自己满意的还没有。在读金庸先生的博士生，几年来，对“文化大家”这个词的真意倒是有所领会，讲课时讲过几次，自以为理解略有过人之处。在做的一件事是我院重大项目《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一百部的一些日常工作。今年这套丛书将出齐，可为我省这个文化之邦增添一点光彩。     2007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