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分享了普通浙人梦圆时分的幸福，我们一起进入浙江骄人成就留给我们的灿烂记忆。“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从今日起，本报喜迎省党代会报道推出第二部分“七彩记忆”专栏。

　　让我们一起：亲历基层民主建设涌起的赤色风潮，感受社会保障吹来的橙色暖风，静享平安和谐带来的黄色幸福，素描新农村建设下的绿色家园，呵护全民教育下的青色萌芽，驰骋建设文化大省的蓝色畅想，感叹浙江领跑的紫色神奇。让我们一起彩绘出浙江人奔腾不息的脚印，探寻驱动神奇浙江的多彩力量。     李玲玲

　　一次“民主恳谈会”的会议实录

　　一份《新河镇2007年度财政预算民主恳谈会会议记录》摆在了记者的面前。字里行间，这场于今年4月4日上午召开的“民主恳谈会”的热烈气氛被粗粗地勾勒了出来。事实上，类似的“民主恳谈会”在新河镇经常举行，比如2006年3月那次。以下是一家知名媒体对那次会议的部分描述——

　　会议才一开始，农业组和社会组的代表们就大声吵了起来，“以往的‘恳谈会’镇领导都参与，这次领导不来就是不重视！”，有人拍起了桌子。“镇领导专门征求过人大意见要不要参加会议，人大为了能让大家畅所欲言，决定不让领导参加……”，争吵持续了许久，镇人大主席团解释道。

　　2006年3月6日下午，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岭市新河镇，120多名来自全镇各村的公众代表对镇里即将提交给人大审议的财政预算草案进行了讨论。因为镇领导没有参会，代表们吵了起来。

　　3月8日下午3点，真正的“讨价还价”和“恳谈”来临了。镇政府领导班子在主席台上一字排开，台下是100多名人大代表和200多名列席代表。经过6日的讨论，他们给镇领导准备了56条意见和建议。

　　人大代表李友定发问：“我们村里去年搞土地整理，按照有关规定，镇里应该给我们补贴19.5万元，我们仅拿到5万元。我现在无法向村民交代。我听说这钱被一个副镇长给扣住了，郭镇长你一定要把这些钱还给我们呀！”

　　李友定说得很激动，也让会场气氛明显变得紧张起来。镇长郭海灵却笑着回答说：“这肯定是你们理解错了，因为按照市里规定，平整土地确实是有补贴的，但平整河塘并没有补助，你们村里搞的河塘平整是没有补贴的。”

　　……

　　这一天的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份《新河镇2006年财政预算修改方案》。3月9日上午，代表们拿到了这份方案，代表们提的大部分意见在方案中得到了体现。

　　从“瓦上霜”到“门前雪”：注意力的转变

　　“有一天晚上10点多，我都睡下了，一位村民打来电话跟我说，‘施工人员正在搅拌混凝土，但水泥、黄沙、石子的比例不对，有偷工减料的嫌疑，我已经叫他停下来了，你过来看一下。’”新河镇城西村村支书兼主任赵敏华从一个电话开始给记者讲村里的故事。作为公众代表，他参加了2006年3月那次会议。

　　赵敏华说的这件事发生在几年前造新村部时，这个村部是全村400多名村民代表经过讨论后决定造的，造的时候，全村老少自发监督施工过程。“如果造这个村部不是以‘民主垦谈会’的形式决定的话，那还得了，肯定有人会说赵敏华想趁机捞一把。”今年55岁，阅历丰富并有着多年乡村治理经验的赵敏华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

　　这确实是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因为深受传统农耕文明影响的中国人特别是农民更多时候眼里看到的只是“瓦上霜”，而非“门前雪”，再加之许多时候他们即使对“门前雪”有这份“心”也没那个“力”。如今，政府在重大决策前必须听取群众意见，这种民主的形式给了他们发言和监督的机会。

　　正在谈话中，泽国镇扁屿村村支书朱文江的手机响了，应付了几句之后，他马上挂了电话。“一个拉广告的电话，现在村里有规定，用500元以上的钱都要经过村民的讨论，我哪里能答应啊！”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对记者笑着说。

　　“以前村里建垃圾箱，一些村民会千方百计地不让垃圾箱建在自家边上，有的村民还在晚上提了东西跑到村干部的家里说情；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建垃圾箱属于村民们的公共利益，应该根据村里的布局，放在哪里就是哪里。”朱文江说。

　　“民主恳谈”让农民大声说话

　　“民主这东西还真不是本能的，需要启蒙和培训。”坐在堆满报刊书籍的办公桌前，5月15日上午，温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慕新飞边吃着早饭，边向记者感叹。

　　作为温岭“民主恳谈”的重要幕后推手，这位视野开阔的学者型官员表示，“有些官员的额头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王’字，习惯于颐指气使，‘民主恳谈会’的出现多多少改变了这种状况”。

　　而对因为种种原因缺乏公共生活参与热情和公共事业专业素质的中国农民来说，“民主恳谈”能让他们大声说话；在专业培训和有意识的引导下，他们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公共利益而非一己之利。

　　对于前文提到的新河镇公共预算的改革，资深媒介人、《浙江发生了什么》一书作者章敬平认为，在1949年后的中国是第一次，是数万人的民主政治。

　　原泽国镇党委书记、现温岭市副市长蒋招华在一篇论文中说，泽国镇“协商民主恳谈”的实践推动着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的今天，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传统的走访了解、调查研究，已难以形成有广泛代表性的系统看法和主张，需要有一个载体或机制来保证这一基本要求的落实。变化了的社会现实需要党的领导方式也应有相应的变革，需要政府的行政方式也应有相应的变革。”    

　　浙江基层民主的

　　公众注意力

　　2003年

　　“我们努力劝说选民投自己一票，而选民也在挑选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候选人。”

　　——2003年3月，宁波市海曙区在全区范围内推行社区居委会“直选”。虽然其他城市社区早已直选，但在一个行政区内全面施行“直选”，宁波却是第一个吃“螃蟹”者。

　　这次选举实行的“选聘分离”制度，不仅被誉为国内迄今为止设计最科学规范的基层选举制度，而且在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2004年

　　“这肯定要监委会同意，就是买些电线什么的，他说这个电线太贵了，还有更便宜的，那就要听他的，到另外一家去买，而且还要货比货。”

　　——2004年6月18日，在建立了一套村务管理和村务监督制度以后，中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武义县后陈村诞生了。在接受采访时，后陈村村委会主任陈忠武说了上述一番心里话。国家民政部有关领导指出，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新机制，是创造性的制度设计。

　　

　　2005年

　　“更加强调自主性参与，使民意得到充分体现，变‘要我当’为‘我要当’。”

　　——2005年3月27日，杭州市余杭区唐家埭村的村民们以“自荐海选”的方式选出了自己信任的村官。这是全国首次采用“自荐海选”方式选举村官。

　　

　　2006年

　　“一个镇政府半年的‘花钱报告’被如此众多的老百姓公开讨论——这在中国可能是第一次。巧合的是：刚好是一年以前的7月27日，新河镇首开政府预算民主恳谈之先河。”

　　——2006年7月28日，在温岭市新河镇，近百名镇人大代表对《新河镇200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进行“民主恳谈会”，对怎么花纳税人的钱进行监督。

　　

　　2007年

　　我们期待浙江的基层民主建设又有新突破……

　　制度化的

　　浙江基层民主

　　温岭市的“民主恳谈”是这5年来浙江在发展基层民主方面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浙江大地上，这样具有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还有很多：余杭的“自荐海选”模式；武义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海曙的“选聘分离”制度；义乌的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一场席卷浙江大地的基层民主“赤色风潮”深刻地影响了政府官员、企业家特别是普通群众的观念和生活。

　　为什么以温岭为代表的浙江基层区域出现了这样的新事物萌芽？当“民主恳谈”这一基层民主形式出现后，学界、政界、媒体界发出了这个疑问。同理，为什么浙江在基层民主方面的发展和完善会如此之快？答案是多元且交叉的。

　　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为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浙江人呈现出务实，敢拼敢打，脑瓜子转得快的个性特点。改革开放后，浙江的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快，浙江人的契约、平等精神也随之迅速提高，公众特别是那些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乡间“先富群体”对民主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在此背景下，各地方党委、政府来了个“顺水推舟”，基层民主的快速发展和逐步完善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是关键，扩大民主是基础，依法办事是保证。我省各级党委、政府对依法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高度重视，建立健全了组织领导体制。在2005年3月，省委、省政府就成立了浙江省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中国人有个传统，就是重价值判断轻制度建设，尤其是忽视程序操作和规范问题。但民主这东西既是一种价值，也是一种制度和程序，所以浙江在发展和完善基层民主建设中非常注意制度和程序问题。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就设计了一系列严谨而紧凑的程序，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和延续下去。——毕竟，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一项制度刚开始的时候是由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创造的，但发展到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制度影响和约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