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三位嘉宾都是女人（编辑注：另两位为章含之、于丹），巧的是三个女人都有女儿。就在刚才，“文化讲坛”开始之前很短的几分钟时间里，我们三个人都谈到了自己的女儿。当然，我们的女儿都不一样大，有的是成年人了，有的还很小，还有的是风华正茂。我的话题就从我女儿谈起。

　　如果记者不能走出都市，不能走进一条山沟，把看到的另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呈现给社会的话，这是失职

　　为什么总爱说郁闷的事

　　大家知道读中学的女孩子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话，青春期的孩子处在自以为是的年龄，很爱质疑。在我女儿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她就跟我说，妈妈你怎么总爱说那些郁闷的事？我说，什么郁闷的事？她指的不仅是我在电视里，还有在家里的饭桌上，和她面对面聊天时说的那些事：

　　大别山的孩子大都没有文具盒，很多孩子是用装中华牙膏的纸盒来装铅笔的；在河北坝上，那里的男女老少，包括年轻的姑娘，一年到头也没有水洗澡；现在很多河水都污染了，河里的小鱼小虾都死了……

　　可能是我这样的话说多了，所以我女儿就问我为什么总说这些郁闷的事。我以前还没这么想过，她问了之后，我就想，是啊，我为什么总会情不自禁地注意这些让人郁闷的事？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在话筒前跟观众说这些事？为什么在家里跟家人说这些事？也许是因为我少年的时候遭遇过“文革”，也许是因为我有5年的知青生活，曾经在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最角落、最底层的地方有过一段难忘的生活。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从事了这个职业，我成了记者。记者的眼睛看往什么地方，就决定了会跟孩子谈什么样的话题。

　　山沟沟里的贫困

　　在刚才的嘉宾介绍里，大家看到我曾经办过一个栏目叫《一丹话题》。1993年时，这个栏目播出了关于扶贫的系列节目。我去广西都安采访，我们坐飞机，坐汽车，再步行，到了一个山沟里。县长说，这条山沟从来没有记者来过。我们带去了一些文具，去之前我想，孩子上学肯定是缺少这些文具的，但是到那儿一看，比我们想像的还要贫困。

　　我们走进一户人家，看见一位老妈妈和已经成年的儿子。他们家锅里煮的是黑糊糊的野菜，野菜煮开后老妈妈就往里面洒了一把玉米面，我们都以为那是猪食。可过了一会儿，老妈妈和他的儿子端起了那碗黑糊糊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家的饭。他们家所有的家产也就值几十块钱。

　　我们的摄像师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拿出100块钱给这位老妈妈，县长说整个山沟里都破不开这100块钱。摄像师说，你拿这个钱去买点小猪来养，也许能帮点忙。这时，老妈妈就抱住我们的摄像师说，你是我的儿子。当时我很难过，不仅是因为我眼前看到的赤裸裸的贫困，还是为老妈妈说的这句话。我们做什么了？人家叫我们儿子，把我们看做孩子！

　　还有一个意外，是在我们看到孩子的时候，当我们把文具拿出来时，发现孩子们都不认识文具，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法上学。我们拿出一些铅笔，他们很陌生，我们拿出有香味的橡皮的时候，他们误以为那是糖。最让我难过的是，那些孩子都没有表情。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孩子我都见过，我也能预想到，可是当看到孩子都没了表情的时候，那种难受是心底里头的。

　　观众不知道，责任在谁

　　这还不是全部的意外。当我把这些镜头呈现在节目里的时候，观众纷纷来信表示震惊，有很多观众不相信今天还有这样的情景，甚至有很多来信要核实我告诉他们的贫困人口的数字。1993年，我国贫困人口的数字是8000万。有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人，怎么也不相信这样的穷人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甚至有些质疑来自于我的同行。他们说，你是不是把贫困集中在一起，夸大了它的程度？这时候我就想，观众的不知道，这责任在谁？责任在记者、在媒体。记者是做什么的？媒体是做什么的？如果记者不能走出都市，不能走进一条山沟，把看到的另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呈现给社会的话，这是失职！

　　后来我就做了一系列关注贫困的节目，我们同事这样评价：敬一丹是最早主动谈起农民话题的主持人。“谈起”这不是标准，能不能谈到点上，能不能唤起更多人的关注，这是我们更要做的。

　　当信封上写着“敬一丹收”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收、不能不看、不能不觉得这是对我的托付

　　加盟《焦点访谈》

　　过了一段时间，《焦点访谈》的制片人向我召唤，他说我们现在要办一个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每天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我就问这个节目叫什么，他说还没有起名字，这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焦点访谈》。

　　当我加盟《焦点访谈》节目组的时候，无论是作为记者的经验还是我内心的愿望，我自以为我都是做好准备的。但是到《焦点访谈》后不久，我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做好准备。这种准备不是怎样拿话筒，怎样采访，而是怎样面对铺天盖地的观众来信。

　　我在主持经济节目的时候也有观众来信，那些观众来信多半是问致富信息，比如在哪儿买牛蛙，哪儿的化肥质量好。《焦点访谈》的观众来信是不一样的，观众来信信封上的落款都非常长，落款越长越说明它来自角落。比如说，“解放日报”四个字就够了，都不用写邮政编码，“中央电视台”几个字也够了。可是，给我们来信的信封上的落款都是这样写的：某某省某某地区某某乡某某村第二村民小组。它已经底层得不能再底层了，角落得不能再角落了。而打开信什么内容呢？不平、冤案、申诉……

　　公众对我的托付

　　每次打开信封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众生喧哗，而让我有压力的是，许多信的信封上都写着“敬一丹收”。

　　如果这信封上写着“《焦点访谈》编辑部收”，我会觉得这个压力是大家来承担的，但信封上写着“敬一丹收”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收、不能不看、不能不觉得这是对我的托付。信里的落款都是这样写的：“托付你的人”、“信任你的人”，然后是一页、两页的红手印。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村的人让一个有文化、会写字的人代笔，挨家挨户地按红手印，倾诉他们的不平。寄来的信封都是皱巴巴、脏乎乎的，我就想，这些信是怎么寄出来的，是怎么到了我的桌上的。也许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让自己在外面读书的女儿、在外面当兵的儿子把信寄出来的。

　　也许他们找了很多渠道，找了很多门路，在不奏效的情况下，想起了电视里有一个《焦点访谈》。

　　我从不把《焦点访谈》仅仅看作是一个电视栏目，《焦点访谈》是我国民主法制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在中国有些渠道还不畅通的时候，《焦点访谈》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能承载的托付。有的老百姓在给我们的来信中是这样称呼的——“青天”。这谁能担得起？尤其当这些信是写给一个主持人的时候，谁能担得起？

　　每个到《焦点访谈》的年轻记者和实习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观众来信。当实习生看观众来信的时候，我们所有老记者在看实习生，看他能不能看下去，动不动心，能不能从中有所发现。

　　演讲者简介

　　敬一丹：1955年生于哈尔滨。5年的知青生活、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任黑龙江电台播音员，后回母校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然后调中央电视台至今。连续3届“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