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工会的超前想象力

　　■本报记者 文敏 文/摄

　　

　　去义乌的路上思绪翻腾不休，义乌人在创造了财富神话后还创造了工会为打工者维权并获得巨大社会认可的成功。前者并不令人太惊异，肥土中你插一把扫帚都能抽枝发芽，而后者却是真正的“神话”进行时了。义乌目前11049家企业中，已建基层工会2663家，其中规模企业870家已全部组建工会。但义乌多的是家庭式小作坊，零零落落地分布在乡镇各地，于是义乌总工会在这些作坊中成立了33家联合工会，据材料介绍，91.2%的非公企业小作坊工人已成为工会会员。概括地说，全义乌现有职工将近4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公企业职工），参加工会的近36万，入会率91%。换句话说，在义乌，只要是以劳动换取工资的人基本上都是工会会员，都能得到工会为自己的服务，甚至包括所谓的白领。

　　成立工会不是奇迹，工会有实际操作能力来维护四分五散的工人合法权益才令人称奇；

　　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难以置信的超前想象力。义乌工会并非是在今天 才认识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性的，早在1999年，义乌工会中的一位“秀才”，《义乌工运》主编葛海有就把劳资纠纷引起的暴力事件解读为“弱势群体的公开文本”，他们对于经济快速发展中的社会隐患早已有了相当的警觉，并及时踩了“刹车”。用工会副主席虞惠英的话说：“现在义乌的老板一般已经不大会犯那种扣身份证、打骂工人的低级错误了。”

　　更为超前的是，他们不满足于把工会限定在劳动领域里，而是提出一个全新的课题：传统的以单位为本体的工会组织形式，是否应该向社区、行业的单位形式过渡？也就是说，工会是否可以真正跨行业跨地域为劳动者服务，把劳动者全方位包下来，使工会成为劳动者的一个“家”，然后，由企业向工会“购买劳动力”？这实在是一个空前大胆的想象，而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吭不哈干上了。

　　去义乌的高速公路上，汽车并不因为马上要下暴雨而减少，后面的车把喇叭按得像救火车一样急促响亮地唰唰唰从侧面飞插上去，匆匆赶在大雨到达之前行路。“每一朵乌云都镶有金边”，在我们从匝道下义乌市区时，望见了云隙处的天，它比什么时候都蓝。

　　看弱势群体

　　如何“公开文本 ”

　　从前的义乌人是跑码头去外地打工，比如，去江西，现在令他们感觉大好的是，江西人、新疆人、河南人、安徽人……跑来给他们打工来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变革使得农民工成为产业中的主体，可是由于制度性缺陷和自身文化见识所限，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是干着工人的活却没有工人的待遇，他们没有节假日，一天做十多小时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16个小时。有些人干了十来年甚至二十多年，只因为户籍在农村，永远只是临时工，永远轮不上升职，更谈不上政治地位，最后惨得还拿不到血汗钱。义乌号称是个“没有围墙的城市”，外地农民工进入打工很容易，但有些人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有病受伤了，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在义乌，建筑业、商业、市场、餐饮等行业的调查中，城市户口的职工大约只有5%，其他全部是农民工。可是等有些农民工干到老了，体力消耗光了，该涨工资了，却被老板辞退，凄凄惨惨地弯着老去的背扛着仍然破旧的行李回农村老家，而老板再从农村找来新的年轻力壮的农民工顶替他们。

　　一些劳资方的纠纷激起委屈的农民工的情绪暴发事件常有发生。

　　陈有德，义乌总工会主席，工会超前思维的激发者，经常回忆起自己在基层当领导时遇上的那些事件。1998年，当时他在荷叶塘乡政府工作，有个老板和工人因工资发生了激烈争吵，当时还没出太严重的事，但那怒火未消的工人8年后又回来把老板给杀了。他到义乌工作后，亲眼见到37名工人被拖欠了36000元工资，一怒之下把包工头家里的东西全部搬空，然后又打算把项目经理绑到江西去作人质……

　　因为没有人为打工的作主，各地的乡亲便自行组织起来成立帮会。其中名气大的有“定远帮”和“开化帮”，挑出几个帮主来主事。当时陈有德所在的苏溪镇因为是服装产地，劳动力高度密集，一个镇的两个大村就有近万人入了“定远帮”。据陈有德说，帮主有几个，但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哪几个，外面纷纷扬扬的说法其实都不靠谱，事实上直到今天也不知道谁是帮内老大。但这些人一般都不必干活，入了帮会的人每人每月上交10元钱“保护费”，遇到劳资纠纷他们就出面“摆平”，摆平的法子无非是，拳头说话、以暴制暴……

　　“人都需要摸摸头皮的”

　　说到义乌的工会，就不能不提工会主席陈有德，这位矮壮敦实的中年人，据下属说是“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想法都会有”。

　　坐在我面前的陈有德很会说话，既有“与国际接轨”的新名词，也有“人心都是肉做的”之类的大白话。他真的与“国际”接过几回轨。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都争论过一回：“美国人只讲结果，光讲最后能拿到多少钱。我不同意。我们中国人的老话是天大不过一个‘理’字，关键还是要讲理，我们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情世故，我们搬出情和理来，成本最小，效果最好。”

　　他出身草根，“我是苦出身，所以最看不得别人受苦。”他是土生土长义乌人，出生在义乌一个贫苦山村里，1983年开始在巧溪当乡长，后来乡镇几经拆扩并，他调过几个乡，有时当乡长，有时是乡党委书记。一直干到1998年，他被调到义乌总工会。“这原是个安度晚年的地方呀，”他认为自己的晚年远远没到，看看报发发票的日子会让他难受死的。但他很快意识到，工会其实大有可为，绝对不会没事干，绝对会有干不完的事。“那些打工的，没地方讲理，进门就给你跪下了，你怎么办哪，能看着不管吗？”

　　他雄心勃勃地打算把工会建成为工人维护合法权益的组织，首先在他工作多年的苏溪搞起了试验。陈有德凭着多年的人脉，联合几家有力道的单位一起来干这件事，效果就大不一样。1999年10月25日，他联合了苏溪镇党委、镇政府、财税所、工商所、派出所、法庭、供电所、镇企办、土管分局，一起给那里的老板经理们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们响应成立工会的号召，公开信中说：“工会是企业经营者的得力帮手，而不是对手。组建工会不但不会增加企业负担，相反能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实，陈有德心里很有数，在苏溪几年干下来，对一些老板的心思也摸透了。在这边，他劝老板的话是：职工福利的增加其实等于财富的增加，他用乡下土话比喻：“人都需要别人摸一下头皮的（抚慰一下）”；在那边，他劝工人的话是：企业好了，你也就有了。他有本事让老板经理们自己掏这个工会的会费，作为团体会员的会费是一年500到1000元。

　　一开始，工会的维权经费是“政府拨一点（义乌每年拨款50万元）、工会出一点、社会筹一点”。在这个经费的支持下，工会可以先行垫付工人的法律诉讼费用甚至是紧急情况下的医药费用。自2004年12月至今年上个月，义乌总工会的法律维权中心共受理投诉案1355起，调解成功1257起，为职工讨回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1022多万元。

　　我问他：“那你在这里干这个工作，很大程度上还是靠你的个人魅力吗？”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抓抓头发嘿嘿笑了，马上说，“靠的是领导的支持，大家的帮助。这是实话，特别是你们新闻媒体的支持。”

　　他说当初第一次为三个在宾馆工作的小姑娘讨要工资时，被斥为“多管闲事”，经理斜起眼睛问：“你来管这事？你管得起吗？”聪明的陈有德可不是单枪匹马，他带了一个义乌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从下午4点钟起就坐在那里跟经理磨，一边让记者拍下这些镜头。这一磨，磨到晚上8点，经理实在挡不住讨饶了，说你们电视也别播了，我把工资照付还不行吗？

　　后来这位电视台记者成了陈有德的铁杆哥们，说以后维权的事一定“随叫随到”。

　　当然，他自己还有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头衔，我去见他时，他正在忙乎一个“婺剧促进会”事，忙得脚不沾地。“你喜欢婺剧？”我问他。“哪里。”他一摆手。但明摆着这是他不能不管的事。

　　“定远帮”、“开化帮”退出了江湖，工会接管了他们的地盘。“那他们每月每人10元的保护费也没得收了？”他笑笑，“当然不收了，现在是我们工会管事。”

　　工会其实挺值钱

　　在与陈有德的谈话中，感到他们的理想，远远不止为工人讨个公道那么简单。前面说到义乌这块肥土里插一根扫帚也能抽枝发芽，而跨行业跨地域纵横连阖的总工会岂能穷得只剩下“理”呢？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每个加入工会的事业或企业单位，前者每个单位要交纳400元会费，后者交纳800元会费，个人会员年度会费是20元。按照义乌工会现在的规模，在全市24个局、镇（街）工委中，基层工会有2663家，简单计算一下，就会让你感到真的不可思议。所以，在总工会办事的热心与能力之外，还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来保证做事的成功。总工会现在下属有一个沃克培训中心，是专为下岗职工培训服务，然后再以“劳务派遣”的形式向要工企业派送劳力的。企业向这些职工支付工资外还需向工会支付一笔一个月的工资预备金存在那里，但公司却乐于这样做，因为这些职工已不在自己单位名下，是属于总工会的人。公司宁愿多支付一些钱，因为这样一来，它可以只要“人”而不设编制。而工会真正可以担负起培训教育职工的职能，并推动职工参与企业产权管理，直接拥有产权份额……

　　假如把工会的间接经济效益算一下，还可以这样说，工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以后的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收入提高后的消费能力增长；再往下算，人心可否回归柔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