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待了20年，回归前10年，回归后10年。这个10年，对香港是一个重要的调试期和过渡期。10年香港不容易，不容易在于许多变化，大学就是其中之一。

　　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了

　　回归后10年，我觉得在打破香港人、香港社会与内地之间的心理界限方面，大学起了重要作用。10年之间，两地大学之间的交流比1997年之前提高了层次，扩大了范围，特别是香港的大学开始招收内地学生，可看作香港社会、香港人开始突破对内地的心理障碍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我们知道，从1999年开始，香港在马会的资助之下，开始招收内地本科生。在此之前，香港的大学根本性问题就是优秀的生源不足。但是香港能否到其他地方招生，特别是到内地去招生，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每次提出来都遭到社会和舆论的强烈反对，理由就是“凭什么我们纳税人的钱要被拿去支持内地学生读书”，这样一种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心理障碍，回归之后得以逐渐突破。

　　由怕到爱，从拒绝到认同

　　这种心理上的变化还体现在其他一些事例上。我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对内地人心理障碍的突破

　　

　　如果你问一个香港人，1997年最怕谁，他会告诉你最怕艾敬。艾敬有一首歌叫《我的1997》，歌词让香港人极为害怕，他们认为“九七”回归就是内地人全部要来香港。

　　我到香港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是香港和内地差距最大的时候。在很多香港人眼里，内地是落后的、不文明的、贫穷的，所以他们用“阿灿”这个词来形容内地人。“阿灿”是当时一部反映从广东偷渡香港的电视剧中的人物，后来成为了从内地去香港的人的代号。即使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内地人去香港也不受欢迎，被戏称为“表叔”、“表婶”。这种心态在当时是十分普遍和强烈的。

　　这种情况在10年之中改变了。现在香港人欢迎内地人到香港。特别是“自由行”实行3年来，每年到香港的内地人数由60万增加到了600万，相当于每6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内地人来支持香港的消费。在所有到香港的游客之中，内地游客是人均消费最高的。这就给香港人带来了机会，要获得这个机会必须会使用普通话，于是香港人开始讲普通话。据1997年的调查显示，在5岁以上的香港人中，只有四分之一会说普通话，而2006年的调查显示，40%的香港人会说普通话。10年之间，会说普通话的香港人增加了100万！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对解放军由怕转为爱。“九七”之前，香港人把解放军当成一个政治符号，所以在香港回归前夕，解放军要进入香港是一件大事，所有媒体都对此做了很多报道。“九七”之前，进驻香港的解放军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特别的关注，但是过了10年，香港人对内地各个方面，印象改变最大的即是解放军。如果现在对香港人进行调查，要求他们对特首、议员和解放军进行评分，得分最高的肯定是解放军。

　　平时香港民众根本看不见解放军。解放军基本上不出军营，如果出军营，完全遵守香港的法律。就是负责军队运输的司机，在军营与深圳的往返之间，不到万不得已，他们连脚都不会着地。除了严格遵守纪律，每到“八一”建军节或者“七一”香港回归的日子，解放军就会开放军营，让香港民众进去参观，观看军队表演，与市民联欢。为了领取到一张观看解放军表演的免费入场券，香港市民甚至通宵排队等候。

　　10年中，对解放军印象的改变，实际上也是对一国两制和内地体制的了解和认识。

　　

　　第二，由怕到爱的两个符号

　　

　　除了对人由怕转到爱，还有两个由怕转到爱的符号，其中一个就是护照。“九七”回归之前，香港人的护照叫“英国海外属地公民护照”，英文简称为“BNO”，但是持该种护照的人并不拥有英国国籍。在国际上，虽然该种护照可以在部分地区免签证，但是一旦发生意外，不受英国领事馆的保护。尽管如此，在香港回归前的3个月，最后一次英国人颁发“BNO”护照的时候，有20万香港人排队领取，最后一周的最后一天，通宵排队的大概有54000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搭末班车新闻事件。大家认为“BNO”护照是一道护身符。

　　10年之后，这个护照差不多到期了，但再去续期的人很少很少，因为大家知道，特区护照要比这个护照好用得多。现在的香港护照在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免签证，而且受到全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机构保护。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认同。

　　再有一个符号就是人民币。10年前，人民币贬值很厉害，深圳到处使用港币，黑市上也疯狂兑换港币。但是现在，香港到处可以看见店铺张贴着告示“欢迎使用人民币”。而在深圳，很多店反而贴着“本店不收港币”的告示。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人民币的币值开始超过港币的时候，对香港是一个心理压力，甚至有人提出我们以后的港币汇率不再与美元挂钩，而与人民币挂钩。这种说法在10年前不敢想象。

　　

　　第三，香港人本身的变化

　　

　　在“九七”之前，香港出现了一个移民潮。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去的，大概是五六十万，而且很多是社会中的精英、专业人士。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移民出去的人，可能至少有一半，在这10年当中又移民回来了。这些回流的移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很具讽刺意味，但这就是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在“九七”之后，人们慢慢认清了一国两制确实能够实现，香港没有太大变化。最新的情况是，就连香港移民出去的第二代也开始回来。

　　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国两制政策从理论变成实际，并且在回归10年中得到了香港社会的公认。与之同等重要的，是中国内地在这10年中的发展。

　　“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

　　10年之中，一国两制能够做到如此的成功，很不容易，这就如同当年香港顺利回归十分不容易一样。10年前的顺利平静回归，超出了很多人、尤其是西方媒体的预料。他们预料中的回归应该伴随着大规模的抗争，大量的市民游行示威。而实际上，香港社会是以一种平顺的心境来面对了香港回归。那么，这样的心境是如何来的？

　　这还得追溯到回归前10多年所经历的变化曲折。离“九七”回归还有10多年，香港政府因为发展需要批地进行工程建设，于是就开始试探北京，问能否批准“九七”以后的工程地，遭到了北京的拒绝。正是英国人的这种试探，才使香港的回归正式提上了北京的议事日程，并开始研究具体的解决方案。到1981年左右，意见成熟。这时候也正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1982年9月，当撒切尔夫人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谈香港问题的时候，英国人的底线就是主权换治权。但是邓小平在会见时的几句话让以铁娘子著称的撒切尔夫人输光所有底线。邓小平讲话的大意就是，第一，不谈主权问题，主权问题很明确，那就是收回香港的主权，要谈的就是如何收回的问题。第二，有关主权问题的谈判，时间为两年，如果谈判没有结果，中国将自行解决香港问题。第三，在1997年之前，英国如果在香港制造动荡，那么我们不排除在另外的时间、以另外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

　　在中方明确的态度面前，撒切尔夫人不得不接受了将香港归还给中国的现实。在此后的谈判过程中，英国一再希望能够从主权问题上对中国有所削弱，但统统失败了。1984年9月，中英双方达成了最后的谈判结果，时间刚好是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见面后的两年。所以在整个收回香港的过程中，邓小平功不可没。

　　面对香港的回归，当时一部分香港人确实是惶惶不安的，可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香港社会就安稳下来了，最主要的就在于《中英联合声明》中确定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原则。邓小平对这一原则的概括就是，香港回归之后50年不变，50年之后也不用变。更形象的说法就是，香港回归之后“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

　　真正让香港人信服50年不变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从中英上世纪80年代谈判开始，直到1997年之间，中国内地本身的变化，这就是中国内地实行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为香港顺利回归奠定了基础。

　　回归前后的波折与香港未来

　　1989年之后，英国方面始终对于香港回归难以释怀，于是试图改变《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为此，他们采取了两个大的措施。第一个就是卫奕信任总督时，提出玫瑰园建设方案，包括修建新机场，以及从新机场到香港市区的新马大桥等等。香港需要这些大型的建设工程，可是这些工程建设跨越“九七”，加之投资不封顶，如果事先不与中方商量，一旦工程在“九七”之前耗尽政府的财政资金，那么“九七”之后建立的特区政府将无法运作。因此中方反对英国的做法。最后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英国为未来的特区政府留足各项财政资金。这一协议达成之后，香港有了一个基本的保证，也保证了后来特区政府拥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回归后的金融风暴。

　　这是中英之间的一次小的交锋。此后，英国各界认为时任香港总督的卫奕信对中方过于软弱，过于顺从中国，建议换一个更为强硬的人来接替总督之职，这便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彭定康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要改变《中英联合声明》，改变香港“九七”回归的基本框架。从他1994年上任到1997年香港回归，彭定康与中方展开了一个长达4年的较量。这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上。

　　不仅政治上有冲突，经济上更是大风大浪。香港7月1日回归，亚洲金融风暴7月2日就在泰国发生，10月份正面冲击香港，此后差不多大半年时间，香港成为对冲基金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到1998年8月，香港政府决定和对冲基金全面交战，进入市场拉升恒生指数，稳定香港房价，经过两个星期，最后香港政府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成功渡过金融危机的过程之中，中央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香港政府虽然成功应对了这次金融风暴，但也暴露出了香港经济的体制性缺陷。制造业搬迁到内地后，香港经济单一的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为主。在金融风暴中，金融和房地产都遭到了严重冲击，股票和楼价分别下降了三分之二，失业率大幅度上升，香港经济从未出现过如此困难的局面。

　　就在经济状况刚刚有所好转的时候，香港又遭到了“非典”冲击，在香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共有290多人死于“非典”，甚至一幢楼里就有几十人死于“非典”。那时候的香港非常恐慌，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就在那个时候，香港人感觉到，香港经济要转型了，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也是在那个时候，中央政府一系列支持香港的措施出台了，“自由行”就是其中之一，同时给予到内地发展的香港企业众多优惠，还鼓励内地的企业到香港上市，到香港集资。

　　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给了香港信心，反过来也使香港认识到：香港要转型，要发展，要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和方向，唯有与中国内地融为一体。这是香港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形成的一个共识。所以，2003年香港更换特首后，特区政府加快步伐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其中包括吸引内地人才，以及与南方部分省份合作制定“9＋2”发展战略等。

　　对于香港而言，回归前有风浪波折，回归后同样有波折风浪，所以香港的人心是逐步地在接受，并不是所有的香港人立马就觉得回归以后是多么的有利。也有一部分人至今仍然认为，在回归的10年之中，自身的利益并未增加，社会地位也并没有提高，甚至还有一种失落感和不满的情绪。这些人主要是香港中产阶层中的一部分。他们有一定经济实力，主要是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过程当中成为中产，是香港的第一代中产，也是所谓第一代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金融风暴中，中产阶层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有的甚至出现负资产，而中下阶层的人拥有比较优厚的社会福利保障，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

　　总体而言，只要香港社会保持现在这样的繁荣稳定，特别是和内地整体结合的进一步加强，香港会看清楚利益所在和自己的未来所在。政治体制也必将适应这样的大趋势。

　　（此为曹景行先生在复旦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