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那届全运会，为杭州人留下了一块运动之地——坐落于杭州梅登高桥东南侧的杭州市体育中心。如今，它早已不是杭州最大、最耀眼的运动场所，但它在杭州人记忆中留下的印记，是无法抹去的。一届全运会，对一座城市的影响已经延续了七十多年，那么，2008以后，北京奥运会将为北京留下多少印记？这届奥运会将影响几代北京人、中国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遐想。

　　傍晚时分，在杭州市体育场的塑胶跑道上，一群老年人在散步健身，一圈又一圈，中间有着几个小孩，练长跑的后生。而在体育场角落的空地上，几队年轻人在自搭的球门之间的小场地上踢着足球，吆喝声此起彼伏。这些最普通的杭州市民，在太阳的渐渐西斜中忘记了时间，一直练到晚霞只剩下最后一抹余晖，在体育场内喇叭的催促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这座体育场在杭州人的心中是如此亲切，亲民，已成为它的标签。

　　不同时代的三位场长以及多位杭州市民向记者讲述这座亲民体育场的往事时，言辞中流露着这座体育场多年来与公众生活相依的情感。

　　体育场变迁与民间体育模式的改变

　　第一位场长李秀文

　　关键词：发令枪

　　1978年到1983年期间的省人民体育场场长李秀文，今年79岁，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和文革后期，就曾经在这座体育场工作过。

　　“我们那个时候，别说中小学了，就连杭州的大学也基本上都在我们这里开运动会。当时，高校里面的运动场地太简陋了，根本找不出我们这样的800米标准跑道。一年到头，学校运动会连接不断，经常是隔个两三天就有一次。我们体育场备有发令枪和标枪，可是这些都是很昂贵的消耗品，后来实在吃不消，只好规定在小学运动会上不供应这些，要求他们自己带来。”

　　第二位场长邵泽

　　关键词：煤渣跑道

　　邵泽老人是建筑工程师，在1985年任场长之前，他就长期在体育场负责工程工作。在体育场的岁月中，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次翻修场地。

　　“当年，整个体育场里只有8名场地工人，加上12名管理人员也不过就是20人。上世纪70年代把土跑道翻修成煤渣跑道的时候，我们都卷起袖子，和工人一起干，我还要设计跑道、监督工程进展，几个重任一肩挑，真够辛苦的。”

　　“1974年，我们重建41米司令台，建成南、西、北三面环型水泥看台，挖了三级跳的沙坑，还修了煤渣跑道。”邵泽回忆道：“刚修完不久，国内田径名将倪志钦、郑凤荣就来我们这里表演比赛，这可在杭州掀起了一阵田径热。”

　　第三位场长何宝祥

　　关键词：“西湖杯”

　　在何宝祥1998年到2002年任浙江省体育中心主任期间，杭州业余足球比赛的火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西湖杯’足球赛早在1980年就开始了，到我们那个时候，市民们参与的热情非常红火。”何宝祥说，“西湖杯”是赛会制，在比赛期间体育场内一天到晚比赛不停，看台上、场地边，到处都是各支球队的亲友团。“特别是很多美女拉拉队相互叫劲，比谁的助威更火爆，那个热闹劲啊！比绿城比赛时还要精彩。”

　　市民讲述：我的体育场生活

　　孙宇轩：上世纪50年代后期，孙宇轩还在杭州上小学，这个位于大营盘的体育场给他的童年带来难以磨灭的快乐记忆。

　　“那时，毛主席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全社会的体育健身氛围很浓。这个浙江省人民体育场是全杭州最像样的体育场，每隔个三五天就有一场运动会召开。不管是工厂、学校、事业单位，还是各个行业，都在这里开过运动会，每次都跟过节似的。”

　　给孙宇轩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当时的聋哑人运动会。“田径比赛无法用发令抢，要用专门的旗语给他们指示。在跑步比赛中，撞线获胜的人非常兴奋，他们说不了话，但是‘哇哇’地喊叫着，挥舞着手臂，比一般的运动员激动多了。他们的这种快乐的表情，我今天都记得一清二楚。”

　　

　　罗自力：“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体育场旁边还有个足球场，经常有足球比赛。”当年的黄肉巷小学学生罗自力，回想起当年看球赛的情景：“因为足球比赛是免费开放的，总是吸引很多人来观看。场边是一片空地，没有观众席，夏天太阳大的时候，我和小伙伴就爬上场边的榆钱树，坐在树枝上，一边乘凉一边看球，还不住地叫好。中场休息时，我们便跑到体育场的木看台下面，在草丛里捉蟋蟀。玩得真是过瘾啊！”    

　　林丽：“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十四中在这个体育场开运动会时，学校要求所有的非运动员的学生都要写新闻报道，运动会结束后，要以班级为单位评比。”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林丽告诉记者，“为了抢新闻，在场内有很多人都跑来跑去的，运动员夺冠后，一大堆人会‘呼啦’一下围上去采访，弄得跟明星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