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年前，正是上海中远俱乐部豪气十足、挥金如土之际，中远俱乐部与上海普陀区足协共建了一家青少年足球培训中心。４年后，曾经扬言要打造“百年俱乐部”的中远俱乐部早已“城头变换大王旗”，而这家青少年足球培训中心呢？“唉，这批孩子都‘失踪’了，他们都给浪费了……”普陀区足球学校校长隗礼让提起此事，满是遗憾。他说：“这批孩子，离开普陀区后，读书没法读书，有一段时间住的地方也没有，在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一个个不知流散何处……”自１９９４年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青少年足球培养被完全推向社会，类似这种令人唏嘘的真实故事，并不罕见。

　　“足球职业化改革是不彻底的，这项改革把足球由计划经济模式彻底推向市场经济，但改革者可能没想到，全盘把足球推向市场后，青少年足球培养能不能完全走向市场？”上海市足球管理中心副主任、上海市足球协会副秘书长沈雷说：“虽然上海市领导一直关心青少年足球，但是青少年足球培养仍然缺乏机制保障。”

　　青少年足球，市场也没兴趣，政府部门也不管了，这是个全国性的问题。在原有计划经济模式下，青少年足球训练体制为：一般开展学校——传统布局学校——区少体校——市少体校——青年队——专业队，是一个线型培养和选拔体系。由国家拨款，确定编制，经过教练员首选，采用纯计划的组织形式进行。推向市场后，这些都被打乱了。

　　中国足协在确定参加联赛的俱乐部准入标准时，对俱乐部自办梯队有过规定，但这个规定事实上成了“皇帝的新衣”。“这是把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推给俱乐部，推给社会。但是，大多数俱乐部都急功近利，所以人才培养近乎于落空了，”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陈宏说。

　　中国不少足球俱乐部产权关系不明确——投资者频繁更换，他们只注重短期广告效益，不注重俱乐部长远发展；足球产业开发不成熟，俱乐部收支失衡，拿不出资金投放到青少年梯队建设中。而一些俱乐部即使一时并不缺钱，但宁肯花大钱去买“天价”球员，也舍不得在梯队建设方面投入。

　　重庆市足协技术部主任、原重庆渝海足球俱乐部主教练马渝昌说：“事实上，一支梯队，一年只需要几万元的运转经费。”陈宏说：“足协要求各俱乐部必须有自己的梯队，而且是俱乐部注册的硬性条件。但是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大多数没有自己完整的梯队，还有一些有梯队，但是假的。要查了，就随便拉个学校的队伍过来应付。”

　　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足球“虚火”最旺，当时球员吃香，大大小小的足球学校风起云涌，市场相当无序，乱象频生。“学踢球需要很多钱，所以这道关基本就将那部分家庭贫困的小孩排除在外了，而这其中不乏高水平有潜质的苗子，很可惜，” 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主任、中国足球学校校长郭洪峰说。

　　中国足球学校现在学费一年９０００元，郭洪峰表示这在中国来说已算便宜的了。一些打着俱乐部名号的足球学校，动辄收费几万。很多商家投资足球学校的初衷就在于立竿见影地赚钱，交钱就上，哪管取材好坏。“足球学校狂热过后，我们再来看，这样的培养模式，成材率很低，” 重庆七中体卫艺处主任肖庆林说。他认为，在足球职业化浮躁的背景下，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还不能完全走市场经济这条路，需要政策保护。

　　上海普陀区足球学校是目前上海市唯一一家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事业单位，输送过李中华、张惠康、成耀东、祁宏、毛剑卿、王洪亮等新老国脚。校长隗礼让表示，足球职业化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青少年足球选手培养方面，还不能搞一刀切。

　　“我国青少年足球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措施不配套，”沈雷说。他以日本Ｊ联赛为例：“日本足球并未因为转向职业联赛时耽搁了青少年足球的培养，在推出Ｊ联赛之际，当时日本足协有先见之明，规定谁要参加联赛，必须拿出一笔经费来。日本足协这项规定曾遭到日本大财团强烈反对，但后者还是顶不住日本足协的规定。日本足协拿这笔经费，就是培养青少年。”

　　很多足球界人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都呼吁：中国足球要警惕“马太效应”：对于成绩好的俱乐部队，市场也爱，“市长”也爱，前者大笔投入，后者动用行政资源“拉郎配”，所有中国才有那么多所谓“足球名片”、“足球市长”。但青少年足球呢？落了个市场不爱、“市长”不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