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原亚洲银行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

　　30年前，汤敏只是一个平凡的中学教师，但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30年后，他推动了中国高考改革。他的一纸“扩招”谏言率先拉开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大幕，也正因为这样，这位人称“扩招之父”的经济学家在高教改革的议论纷纷中毁誉参半。

　　一个月备战高考

　　1971年，知青下乡插队，高中学历的汤敏也跟着下乡插了两年队。“作为66级的学生其实连初中都没上，高中也就断断续续读了两年。”

　　1977年10月，报上刊载了“恢复高考”的信息轰动了全国，也触动了身处广西南宁中学课堂的汤敏。

　　77级高考并没公布成绩，所以直到最后汤敏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元旦前后，汤敏当时正在学校给学生们上课，邮递员赶来说，“有封信，是武汉寄来的。”接过信封一看，“我考中了，是武汉大学数学系。”

　　“我不后悔谏言扩招”

　　1998年中国高校扩招首年，因扩招谏言被采纳，汤敏随后被冠为“扩招之父”。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他当时为何想到谏言扩招？

　　汤敏说：“当时我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了一封信，大致陈述了5个理由支持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当时菲律宾31%，泰国37%，印度8%；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但面对如今大学生就业难，高校收费过高等等为人诟病的社会问题，汤敏认为：“现状与当时的提议是有距离的。”

　　他说，至少有4个方面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首先，我的建议是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第二，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显然在过去没有得到重视；第三，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在高校扩招的同时，教育改革没有跟上，造成高校毕业学子非社会所需人才，这在我看来是造成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最核心问题所在；第四，我主张好学校多扩，差学校少扩，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

　　汤敏相信“扩招是利大于弊”。目前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扩招的方向错了，也不是教育与市场相结合错了，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如果等教育改革完善了再扩招就太晚了，大学实际上首先就是一个敲门砖，有了这个敲门砖，你就比别人高一个台阶。

　　“大学教育是高回报率的长期投资”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扩招及可能伴生的短期就业难问题，汤敏认为不可能依靠一次改革而解决所有问题，青年人上大学除了就业的需要，还有更为长远的国民素质提高和社会发展长期目标的考虑。

　　大学生过剩了吗？就业难的问题究竟症结在哪？汤敏对此的回答是：就目前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学生来说，可能是过剩的，但如果改进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就可能不过剩。

　　归根结底，就业难在于教育训练的学生并非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中国教育改革的滞后性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迫切需要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精英式大学。

　　“10年之后，我们再回首看这个问题，没上过大学和受过高等教育层次区分将很明显。大学教育必然是一个长期回报，也许在起点时期，大学生的起薪不高，但大学生收入的发展很快，因为他有高等教育的基础，这些会带给他财富效应增长模式与普通人群的很大差异。”汤敏说。

　　据《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