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马克·吐温被问到“什么是人最重要的信条”时，他的回答是“成长”。成长能使人挣脱丑陋的茧。但大多数人在年轻时就停止成长，然后用剩余的时间来美化那层丑陋的茧。王安忆在《启蒙时代》描述的那些少年，像蝴蝶一样飞舞在青春的田野，高歌着向世人表明自己是多么卓而不凡多么勇气可嘉。王安忆描述的是蛹蜕而成蝴蝶的那一刻。这是人的心灵成长过程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段经历，因为无知而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在早已功成名就的王安忆笔下，被赋予了浪漫而快乐的基本色调。

　　因为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在各阶层读者中引起的反响太不一样，所以乘上海书展期间，又一次到王安忆家中谈起了她的这部新作。

　　其实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人特意就这本作品上门与王安忆讨论了，其中包括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张在许多场合对这本书推崇备至，甚至遭到别人误解，但有意思的是，王安忆本人似乎对张旭东对这本书的解读并不赞同。她认为张旭东对《启蒙时代》中年轻人的思想解释得过于牵强，她在当时只不过是书中人物舒拉的年纪，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对于一段民族的沉重历史，许多亲历者都觉得自己才最有发言权，而王安忆说她并不拘泥于事实本身，她看重的是大历史中的个人史。她那天晚上着重强调：“《日瓦格医生》不也是从一个医生的个人命运来侧面描述俄罗斯的那段大历史的吗？”

　　对于自己这部新作，王安忆最满意的是“启蒙”两个字。她曾几次到过法国，她的作品译成法文后在法国形成畅销局面，她对法国大革命对后世的“启蒙“是有思考有认识的。说到“启蒙时代”四个字，极易让人联想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

　　在我看来，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有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小说中的南昌为了追求纯粹的政治身份，竟然斩钉截铁地与父亲划清界限，而且，他是非常严肃认真地得出这个判断的，类似的事在小说和现实中不知有多少。于是，“启蒙时代”的命名便具有了一种反讽和戏谑性。

　　其次，“启蒙时代”是一种市民的启蒙。“市民”、“小市民”，长久以来一直是贬义词，在泛政治化的年代里尤其如此。那些琐碎的、日常的、又带有些精致、细腻的东西，在年轻人南昌眼里是鄙夷和不屑的，毕竟，粗糙的年代容不得这些“消极”之物的存在。而南昌最终却臣服在市民意识形态之下。

　　王安忆把那段混乱时期同样混乱复杂迷茫的少年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们自认是革命的正统，父母的身份却复杂而暧昧，他们是懵懂狂热的，又是失落痛苦的，他们饱尝了被冷落后的孤立。在粗鄙的年代里，少男少女情窦初开，七月和舒娅，南昌和珠珠，他们的相互试探纯净而美丽。他们的青春也混杂着身体的狂热，喜欢珠珠的南昌和嘉宝走到一块去了，因为珠珠太过遥远而嘉宝触手可及，而还不知责任感为何物的南昌使嘉宝怀孕了……对于青春来说，无论时代背景多么不同，年轻人的心路历程都是相似的，青春的启蒙，它给那个时代增添着活力和丰富多彩的颜色。

　　本报记者 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