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起新推电视版大讲堂

　　从9月开始，“大众·大家·大学”的浙江人文大讲堂有了电视版，浙江电视台留学世界频道加盟录播。每周五晚上8：10（首播），每周六上午10：45（重播），时长约1小时，杭州市区数字电视用户点击116进入，免费收看。

　　

　　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在北京、上海都讲过“孟子”，拥趸者如云。他坚持用“大丈夫”甚至“伟丈夫”来概括孟子的人格、精神和气质。在他看来，孟子所处的大时代培养出了大丈夫，孟子为中华民族建立了道德基础和政治理念。不管我们进入怎样的时代，对“孔孟之道”的文化信仰是必须的，否则我们无以立身处事。

　　大时代：战国四公子养士三千

　　孟子这样一个大丈夫，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大时代。那时候“士”虽然官阶不高，却受人尊敬，特别有地位。因为“士”有三个特点，一是“无产”。无产阶级为什么搞革命？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还怕失去什么？他们丢掉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其次，“士”是自由民，他想到哪个国家就去，想走就走，就是孟子讲的“来去绰绰有余地”；第三，“士”有用！他们都有知识，有文化，有智谋。所以，那个时代就形成了养士制度，典型的就是战国四公子，皆养士三千，在面临国内外的政治、军事斗争中，这些人可以帮他们出谋划策，养士可以自重，士可以帮助他们在国内外斗争中占上风甚至稳操胜券。

　　汉代有一个叫扬雄的人做了一篇文章叫《解嘲》，说汉代是：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到了汉代，进入封建专制时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再到明代，朱元璋做了皇帝，读了孟子的书以后，就说“这个老头子如果活在明朝，我早把他脑袋给砍了”。因为他的书里面有这么多对王权不敬的言辞。你看，换一个时代，大丈夫就要掉脑袋了。    

　　大人格：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中国历史上讲这种话的人是空前绝后的。大丈夫一定是有大的人格，一定是有大的境界，一定是有大的眼光，一定是有大的胸襟。

　　虽然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衣钵，但具体到人格与气质，却与孔子有天渊之别。孔子的个人气质可以用五个字概括为：温良恭俭让。对所受到的打击、侮辱等等，对于那些伤害他的或他不满意的人，他不是直接针对具体对象进行反击，他是把对方的恶行或恶德上升到普遍的人性的弱点——从具体到了一般，哲学化了，深刻了，但具体的冲突就少了，他几乎可以说是逆来顺受的。

　　孟子不一样，他是咄咄逼人、趾高气扬、无所畏惧的。对所受到的不公与看到的不平，他是针锋相对，毫不假以辞色。

　　比如孟子批评墨子的“兼爱”思想是“无父”，你把天下人的父亲都当自己的父亲，那你的父亲是谁？他批评杨朱的利己主义是“无君”，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上，不替君王分担忧愁，对社会负责，那不是眼中无君吗？他接着就大骂：“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再比如孟子骂君王。他骂梁惠王：你的厨房里面有那么多吃不光的肥肉，你的马槽里面有那么多的肥马，可是你的老百姓脸上都有饥饿之色，野外有很多饿死的人，你在干什么？四个字，率兽食人！    

　　有人问孟子你为什么好辩？而且辩论时很没有风度，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孟子说难道我就喜欢跟别人辩论？我是不得已，因为现在这个世道太混乱了，人的思想太混乱了，所以我忍无可忍，必须为道义而战！

　　孟子不是随口乱骂的，他有两个特点，一是“吾知言”， 天下的学问我能够了解，各家各派的思想、理论、主张，我知道他们的是非曲直，我对这些思想观点立场进行了分辨以后，我明白孔子的思想是最好的，所以我要义无反顾宣传孔子的思想。二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就是正气。孟子之所以在跟别人在辩论的时候，能够那样义无反顾，甚至不顾别人感受骂别人，不是因为这个人不好，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道德的高度和优势，我有浩然之气，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当然有资格批评你。他想的就这么简单。他没有考虑过这样做也许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让自己与周围人关系很紧张，他更不会背后去使诈坑别人，因为他没有私心，只有公敌。他是为公众的道义这么做，而不是为一己之私。唐代有一个大诗人叫孟浩然，“浩然”是他的号，就是根据孟子来取的，明代有一个作家叫张养浩，字思孟，也是由孟子而来。孟子确实太让人敬仰了，中华民族刚性的性格，很多都承自孟子。    

　　大丈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对后世来说，孟子做了三样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孟子建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础：人性善。

　　在幼儿园里，老师经常说小朋友，你们要做好孩子。小朋友会问，为什么我做一个好孩子？老师的回答很简单：你做好孩子，就给你发一朵小红花。幼儿园是一个理想化的道德培训所，这个理想化不是把孩子理想化了，而是把社会理想化了，即你做好孩子，一定会从老师那里得到一朵小红花。可你在社会上，做了一件好事，不一定会得到一个好报，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好人常常没好报，坏人常常没有恶报。

　　这是一个道德悖论。

　　宗教的解决办法是把“利益”的实现推迟到“死后”或“来生”。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史官文化！这个文化的道德理念是：你死后可以流芳千古，可以在史书上记一笔，永垂不朽。

　　在中国，不朽有三个层次，立德、立言、立功。立德，像孔子、孟子就是这样的，像周公就是这样的；立言像庄子、老子、韩非子等等；立功是做了大事业。立德是成圣，立言是成贤，立德、立言两个合起来就是“成人”，就是道德上完善的人，能做到这点，你就了不起了。

　　正是在这个道德理念下，人性善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好人？你可以像孟子那样告诉他，因为你的本性就是善，你做好人是符合你的本性的，你不断地做好事就是不断在完善你自己，不断在完成你自己。从“人性善”这块道德基石出发，我们照样可以获得崇高与尊严，一样可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

　　第二，孟子确定了中华文化的政治理想：仁政理想。

　　仁政在孔子时代就提出来过，但孟子提出了系统的论证。就是从性善出发，不断养护人性中固有的“善”，最后是修身为圣，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内圣，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圣人，然后，把你的善体现在政治理想上，就是仁政，这是外王。

　　《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孟子的想法。先修身再齐家，再治国再平天下，这是建立在孟子的人性善的基础上的道德政治。当然，道德政治在今天是应该被批判的东西，我们现在搞民主与法制。应该说，儒家思想里，对我们今天而言最需要我们批判和扬弃的，就是道德政治思想，因为，道德政治就是专制政治。

　　第三，孟子给了我们革命的权利：诛一夫。

　　在孟子看来，什么样的人能做王？内圣的人！反推之，如果不是内圣的人，就没有资格做王。这就埋下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里“贼”就是“损害”的意思，损害了“仁义”的人，就是“一夫”，意思是独夫民贼，人人可以诛之。

　　所以，孟子论证了革命的合理性。给了我们革命的权力。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实际上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伟大革命精神的概括，这种民族思想，来自孔孟，这种民族精神，来自孔孟，这种民族气质，也来自孔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