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心灵的绿洲

　　“陇上行”采风漫笔

　　从敦煌至兰州，从大漠戈壁到黄土高坡，长城的残垣时隐时现，祁连山的雪峰一路相随。1000多公里的河西走廊，一座演绎天地造化人文神韵的舞台。今年8月，亲历由兰州晚报操办的全国晚报记者“陇上行”采风，透过一个个细碎的影像，感悟大西北的魂魄。那种沉静中蕴含的力量，使久沐江南烟雨的心灵为之震荡。

　　兰州的树

　　南北两山相夹，黄河穿城而过。兰州像一片狭长的柳叶，横卧在黄土高原之上。

　　登上海拔2000多米的北山，道道山梁，树木层层叠叠；一个个度假村，掩映在松涛翠柏之间。放到江南，这番景象或许平淡寻常，但兰州人会告诉你，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一个传奇。

　　南北两山绿化指挥部副指挥牛有弟告诉记者，兰州年均降水量只有300毫米。推算一下，这个数字仅相当于杭州的五分之一。尽管黄河横贯城区，但仅能滋润两岸低地。就在几十年前，南北两山，依然是黄土朝天，满目荒凉。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绿化两山，就成为兰州全城的一场战役——机关、厂矿、医院、学校，全民总动员。冬天，他们凿下黄河的坚冰，肩背手抬运到山上，当春暖冰融时栽下树苗。然而，黄土山存不住水，寒来暑往，能活下来的树寥寥无几。种了死，死了再种……当地有句老话说：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

　　更大规模的植树行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打响。通过电力提灌，人们把黄河水一级一级引上山，在树坑里铺上塑料薄膜，阻止渗水。市里把山头包干给各个单位，谁家的树谁家管。

　　时至今日，南北两山累计成活树木1.3亿株。铺设的输水管道长达3000多公里。这个距离，相当于杭州与兰州间打个来回。

　　尽管时过境迁，在兰州人的记忆中，背冰上山，已经成为永远的雕像。兰州市长张津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论绿化的艰苦程度，没有几个城市比得上兰州”。这句话，含着辛酸，更透着骄傲。

　　“人一之，己十之；人十之，己百之”。在西北，每前行一步，要付出成倍的努力。兰州的树，种出了甘肃人的精气神。

　　嘉峪关的湖

　　在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你更能体会到水的意义。茫茫戈壁上，依托祁连山的融雪，形成一个个岛屿般的绿洲，托起一座座饱经沧桑的城市：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水——绿洲——生命——文明，在西北，这根链条就是这样清晰。

　　在万里长城第一关——嘉峪关东侧的嘉峪关市，陪同我们参观的当地领导，再三向我们推荐一个新建的公园——东湖。

　　东湖确实不小，绕行一圈差不多有5公里，然而，在内地的游人眼中，东湖不免有些粗糙和单调，这里没有可以发人悠思的古迹，没有层次分明的植被群落，只是一圈杨柳环抱着一片碧水。你也许会感到奇怪，这片水，为什么会让嘉峪关人如此自豪？

　　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历史，就读不懂嘉峪关人。

　　1958年，大三线建设的浪潮，把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带到这片戈壁深处的绿洲。新中国的工业巨子——酒泉钢铁公司蹒跚起步，祁连山深处的铁矿石，在这里化成钢水奔流。

　　半个世纪过去，第一代建设者渐渐走入历史。故乡，在他们的子孙心中渐渐淡漠，嘉峪关市，成了他们永远的家。今天，酒泉钢铁公司已跻身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由它催生的嘉峪关市，也已成为一座十几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这些年，嘉峪关人利用祁连山淌来的地下水，挖出一个个人工湖，东湖，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有了水，城市就有了眉目，大漠吹来的风，在这里也多了几分温柔。就像展示新装修的家，嘉峪关人，也喜欢让客人分享他们的东湖。要知道，在这湖里，装着几代人的汗水和梦想。

　　莫高窟的女掌门

　　打开莫高窟密闭的洞门，夏日的阳光霎时被抛在身后。一种幽暗清冷的气息，仿佛仍是千年前的味道。遥想那些寂寂无名的工匠，一笔一划，一锤一凿，把短暂的一生，融进宏大瑰丽的画卷。面对重重叠叠、跨越十几个朝代的洞窟，你会生发出一种矛盾的感受：生命是那样脆弱，又是那样坚韧。

　　无缘重见历史的创造者，却有幸拜会了莫高窟当代的守望者。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这位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敦煌掌门人，满头华发，身形瘦小。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子，在大漠风沙中走过四十多年。

　　说起来，樊锦诗还是我们的老乡，祖籍杭州，长在上海。1963年，她从北大考古系毕业来到敦煌，从此与莫高窟结缘一生。

　　说起那时的莫高窟，樊锦诗记忆犹新：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设备，报纸到了这里，早就成了旧闻。回上海探亲，先要搭汽车去柳园，过一夜才能坐上火车。四五天后到了上海，腿都坐肿了……

　　工作不久，樊锦诗与大学时的恋人结了婚。丈夫在武汉大学工作，一家人天各一方。有了孩子后，这个家就更分散了。研究所附近没有小学，只好把孩子寄养在外地亲戚家。有一年，樊锦诗去探望养在河北姑姑家的二儿子，见到门口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家伙，却认不出是自己的儿子——这对母子，已经两三年不见了。

　　对于自己所经历的困苦，樊锦诗可以付诸谈笑，但下一代连带做出的牺牲，却令她难以释怀。她说，我们院里，好多人自己是大学毕业，孩子却考不上大学。

　　直到1986年，在樊锦诗的坚持下，丈夫从条件优越的武汉调到敦煌，一家人这才团圆。

　　这样的故事，是几代敦煌学者人生的缩影。是什么支撑起他们的选择？樊锦诗说：过去，靠的是对敦煌的感情，现在，更觉得多了一分责任。

　　今天，一度衰败的敦煌找回了青春，中国人，重新执掌起世界敦煌学的牛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采访时，樊锦诗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要死了，就留下一句话：我为敦煌尽力了。

　　提到甘肃的“名片”，最流行的说法是“一条路，一碗面，一本书”。这就是丝绸之路、兰州拉面和《读者》杂志。

　　创刊26年，从兰州走向世界。有中国人处，便有《读者》。月发行量逾千万，雄居亚洲期刊榜首……《读者》长盛不衰的奥妙何在？一个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地区，为何能产生这一文化现象？带着探秘的心情，我们走进了《读者》杂志社。

　　在一幢气派的新楼里，一脸沧桑的《读者》总编韩惠言，为我们徐徐道来。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词是：“定力”。

　　《读者》诞生于一个文化饥渴的年代。其间各类期刊如雨后春笋，但能坚持至今而且越办越好的，却寥寥无几。在这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年代，面对种种诱惑，几代办刊人认准一个方向：始终坚持人文关怀，坚持弘扬真善美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之光，始终传播中外优秀文化，始终保持纯净高雅的风格。不随波逐流，不跟风摇摆。这背后，是一种积淀于地域文化中的“定力”。

　　从《读者文摘》到《读者》，从月刊到半月刊，从一种杂志到系列刊物……不变的，是《读者》的魂。

　　《读者》杂志的匆匆印象，串联起此行的种种细节——兰州两山的绿荫，敦煌守望者的白发，嘉峪关新城的碧波……甘肃，上天待之也薄，苦旱地瘠，生存多艰。自古及今，多少人筚路蓝缕，代代传承，使得文明之火，穿越千年风沙愈显光华。那一份坚忍和执着，是这片土地最大的宝藏，是支撑一个民族前行的基因。

　　探访甘肃，更像是一次回归之旅。当你沉溺于安逸，或迷失于浮躁，这片土地，会告诉你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