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时生活在东南亚的缅甸，却受邀出席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后更是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多次回国出席国家重要的会议……

　　他曾经严肃地说：“爱国不是挣工分，不讲多劳多得；爱国也不是投资，投资大要求回报率也大；爱国更不能讲优先，先到者先得；一个人爱自己的国家是自觉自愿的……”

　　他甚至还写了一首名字叫做《我是祖国的儿子》歌曲的歌词，其中这样唱道“我爱我的祖国！我永远寄希望于她……所有这一切，是由于我是她的儿子，一个最诚实，可能也是最固执的儿子。”

　　这一切的主人公，叫做徐四民，一个一心为中华的中国人。如今，就在他94岁高龄驾鹤西归之时，重温他的故事，仍能让每个人感觉到老人的滚烫赤子之心。

　　娘肚子里就受了爱国的胎教

　　1914年7月3日，祖籍厦门的徐四民出生在缅甸首府仰光。曾经有人笑谈徐四民是“革命二代”，因为他的父亲徐赞周先生是旅缅华侨，同盟会早期的会员，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后，徐赞周却隐姓埋名改名“隐于市”，开了一家叫“鼎新书局”的小书店，一边卖书一边著书，过着清闲的生活。不过，即使是这样，徐四民也从小就受到父亲革命爱国思想和行动的熏陶：“也许我在母亲肚子里，就不断受着爱国的胎教吧。”说起幼年的故事，徐老先生笑笑说。

　　徐赞周是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盟友，信仰的是三民主义，于是，当他的第二个儿子在1912年生下来的时候，刚好碰上辛亥革命，所以徐赞周就给二儿子起名“三民”。当两年后又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就加一民，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爱国义士徐四民。

　　由于家道中落，徐四民并没有机会读小学。不过每天晚上，他都在父亲指点之下，从《三字经》、《千字文》，一直学到《论语》、《孟子》，甚至还通读了《古文观止》。后来，他进了初中，成绩优异，毕业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厦门大学预科当选读生。

　　一块手表救了27条命

　　1942年3月，缅甸仰光沦陷，大批华侨仓皇逃亡，徐四民也带着新婚刚一年多的妻子郭素兰以及生下只有三个月的儿子徐世英开始了逃亡生涯。

　　就在日军占领缅甸八募的第二天清晨，徐四民和另外二十六个逃难的侨胞不幸被日军抓住，鬼子准备把他们全部处决，想借此给刚刚插上太阳旗的八募城来个下马威。

　　然而，正当日本宪兵队在清点人数时，宪兵队长发现了徐四民结婚时购买的名贵手表。他拉住徐四民的手，贪婪地看着那块手表。看出事情的原委，徐四民当即取下手表送给那位宪兵队长，顿时紧张的气氛急转直下，宪兵队长脸上的神色有了缓和，他叫翻译官传话说：“你们如果不反对皇军，生命是有的……”

　　就这样，徐四民等人立即被释放了，而且那位宪兵队长还当场写了一张“通行许可证”给这批死里逃生的俘虏。说起这件事，徐老至今还是很不解：”一块名贵手表赎回了近三十个华侨的生命，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认为是奇迹。”

　　新报纸力抗国民党势力

　　1945年5月，日军溃败，徐四民终于重归仰光。看见自己家曾经开设的鼎新书局和印刷厂经过战火的洗礼已经变成一个空壳，徐四民思绪如潮。三年的死里逃生，使徐四民打定主意以自己的虎口余生，为祖国、为社会做一番有益的事业。

　　徐四民决定出任思想进步的《新仰光报》的总经理，开始筹备报纸的出版工作。当时缅甸境内物资十分缺乏，报馆想找到一架印刷机成了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徐四民他们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弄到了两部机件残缺不全的平板机，为了找零件，甚至到卖废铜烂铁的摊子上收购，或者去找铁匠店配制。

　　万事终于艰难起步之后，第一张对开四版的《新仰光报》终于在1945年8月5日面世。可其后的事情远非这么简单。

　　随着国民党势力的到达，国民党在仰光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开始出版。此外，还有一个《先声报》和一家民办拥护国民党的《中国日报》，形成了华文新闻界四分天下的局面。不久，新闻界为了“内战责任”以及“反对内战，促进民主”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因此展开了一场论战。《新仰光报》虽是少数，面临着三家报纸的围攻，但是，由于背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它丝毫没有怯阵，而是以理直气壮、为民喉舌的姿态挺身战斗。

　　一定要挂起五星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徐四民先生作为政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1954年，又作为海外华侨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参加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后，徐四民回到了仰光。为了悬挂五星红旗的问题，缅甸华商商会专门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当时的会长提出，“缅甸联邦政府目前在外交上还没有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因此华侨升旗的问题只能维持原状”，“维持原状”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仍应该升国民党旗”。

　　而作为参加过共和国五星红旗第一次升旗仪式的徐四民，却认为升五星红旗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中国人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有权利以升五星红旗来表示对祖国新生的热爱与欢庆。“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思想问题，与党政无关，也与外国政府的是否承认无关。”

　　由于双方坚持己见，又各有拥护者，最后只好投票表决。结果，支持老会长的只有五票，而支持徐四民的却有十五票。就这样，华商商会通过了缅甸华侨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决议：“通告全缅侨胞悬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于是，在美丽的仰光城，缅甸爱国华侨满怀豪情，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消息传出，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主持的《南侨日报》，除立即报道了这一喜讯外，还特别为这一巨大胜利发表社论：《向缅甸华侨看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际上对新中国全面封锁。徐四民却费尽周折，向中国运出了第

　　一批被美国视为一类禁运战略物资的橡胶烟花片。此外，他还多次接待到缅的中国领导人，并在安全保障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我们国家领导人当时出国，很多要到缅甸来转机。周总理来过九次，我就安排保护了九次。”

　　创办《镜报》月刊

　　1964年由于缅甸政局变化，徐四民的全部资产被“国有化”，“当时中国驻缅甸大使来告诉我说，周总理说了，缅甸你呆不下去，欢迎你回来。”

　　1964年徐四民先生举家回国定居北京。1976年，他到香港定居，创办了以拥护民主进步，反对保守落后，爱国敢言为宗旨的政论性杂志《镜报》月刊，帮助香港同胞认识祖国，支持香港的回归。

　　“来到香港又碰到英国人。当时面临回归的问题，当然要站到中国这边来了，又跟英国人论战。”香港回归前后，针对当时一小部分亲英势力散布的各种言论，徐老勇敢地站出来与他们进行辩论，尖锐地批评“港英遗风”，坚决支持香港特首的工作。

　　由于一贯敢言直言，在香港，徐四民甚至被称为“徐大炮”。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他也受到香港民众的敬佩和支持。

　　作为特别行政区预委会、筹委会委员和港事顾问，徐四民先生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繁荣作出特别贡献。就在香港回归的第二天，徐四民就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最高荣誉奖章——大紫荆勋章，成为首批“大紫荆”勋贤。

　　

　　他的一生曲折离奇、跌宕起伏。徐四民自评，贯穿他一生的只有两个字“祖国”。

　　何香凝先生曾赠送给徐四民的一副对联，精辟地概括了老人一生赤子爱国情怀和傲骨迎霜不屈不挠的品格。对联只有十个字，写的是“丹心扶社稷，铁骨护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