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的狂生我，站在浙江理工大学的百年广场上，四周环绕着漂亮宏伟的图书馆、剧院和体育场。

　　碧空万里如洗，太阳的光耀让人睁不开眼，军号声响彻云霄。这是我第六次接受军训，原因是我读过四次高一。

　　审判 中考前一个月，我突然被吓醒

　　从小学到初中，陈理读的都是知名度颇高的学校。但由于他一直比较贪玩，所以学习不算用功，成绩处于中等水平。

　　于是，一直懵懂的他，在中考前一个月突然被吓醒了。

　　我第一次接受评判（中考）时，对于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不甚明了。当时我16岁，中考来临前的一个月，我看到报纸、电视、父母老师谈论的都是“中考”。

　　从他们的神态里，我第一次感到事态严重。“事关你们一辈子的命运”是他们的口头禅。但是，我奋斗一个月还是只考了390分，换来一张普通中学的录取通知。

　　审判结束，我被归在了三六九等中的最末一等。“还不如职高生有一门技术”。从此，我开始了连绵6年的高中生涯。

　　撞墙 第一次去报到，我有失败感

　　2001年8月底，陈理第一次去高中报到，来回两小时的车程实在够呛。

　　开学第一堂课，学生们就被老师告知：“你们都是失败者、被淘汰者，在这里如果不拼上性命就不可能和外面重高、优高的学生那样考上大学。他们那里最差的，也能胜过我们这里最好的。”这些话刺痛了陈理，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太“烂”了。

　　读高一没多久，我就和班上的一位女生谈恋爱了，对方同样是从名牌初中被踢出来的。每天放学，我们一起在艮山门沿运河边走边聊。现在我依稀记得运河的晚霞，这是我一天中唯一美妙的时光。

　　于是，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老师的填鸭式教学让我不屑一顾，我用我行我素来嘲笑这所学校，这场中考。

　　2002年2月的一个阴冷的早上，我正在听课，副校长走到结着冰渣的窗前，示意我拿上东西跟他走。我麻木地跟他走到校长室。妈妈无言地站在那里，校长开口说：“你妈妈可以把你领回去了。”

　　就像我报到那天一样，我跟着妈妈回家了，路上谁也没说话。

　　偷闲 在外地借读，过“桃花源”生活

　　2002年3月，陈理被家长安排到富阳的一所中学，准备先在那座农村学校“过渡”一个学期。那里的学习和生活，似乎完全是另一番天地。

　　读书是必须的，这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每一个中国父母都对此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孩子也对此毫无异议。

　　由于学期中途无处可去，我就被安排到了富阳的一所中学。学校在山上，进去要经过一片竹林。

　　这里的同学和城里的完全不同，他们热情好客，不拘小节，每个人相互间就像姐妹兄弟。我和他们一起吃三餐，下象棋，爬后山，捉螃蟹，采野果，跳进小溪洗澡，自修课溜出去吃镇上的小吃。当大家一起冒着夏日的雨在山路上疯跑嚎叫的时候，我不再去想什么名牌中学、中考、初恋，这里仿佛就是桃花源。

　　暴走 一支烟花结束了第二次高一

　　2002年9月开学，陈理重返杭州，父母为他选择了一所民办高中，这是第二次进入高一年级。但是3个月后，一支烟花再次改变了他的成长轨迹。

　　新学期开始，狂生我又被父母带回了杭州。然后，我被安排在一所民办高中试读。军训后的体育课上，狂生我被老师发现是学校里跑得最快的人。由于课程大都学过，所以学习上根本不花什么力气就能名列前茅，语文老师发觉我的作文思想超前，历史老师则发觉我能背下课本。高年级女生干脆叫我是“新来的帅哥”。

　　但是学校不允许寄宿生出校门，每天从早到晚的课程全满，升学率却低得可怜。自由惯了的我完全无法忍受这种看管式的生活。

　　最后，一次晚自修结束，我带了一个女生去小公园的亭子里放烟花，结果被巡夜的老师撞见。我拦住老师让女孩先走。当夜我求了那老师一晚上，无论什么错我一个人扛，不要牵扯到那女孩。

　　虽然他当面答应，却还是在第二天的晨会上点了那女孩的名。回教室后，我再也坐不到位子上去。我把书砸进垃圾箱，一脚踢翻桌子，剥下身上的制服，大吼一声“老子不读书了！”就冲到操场，抓住那老师的领子，狂怒地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你答应过我的！”

　　冥想 在家9个月，闭门阅读

　　2002年12月，陈理没有料到自己的第二次高一学习会这么快就结束。没有学校可以去，他开始闭门在家。

　　这次疯狂，让我离开了学校生活。由于才刚开学不久，这一年无法再找到借读的学校，于是我只好待在家里。

　　原本痛恨学校生活的我一下子不用去学校了，按常理说该是开心才对。可是两个星期后，我就开始厌倦了。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感到孤独，可怕而确实存在的孤独。如果不掐住它的脖子，就会被它勒得窒息而死。

　　我开始重拾旧日的爱好，一本接一本地看书。每日只是废寝忘食，不停地看书。家里的看完了，就向父亲要了150元办了浙图的借书卡。每天带着面包和水，或者什么也不带就可以在浙图里待一天。

　　自由的阅读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我在大量的阅读后思考一些问题，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历史。

　　此外，呆在家里的这段时间里，我曾经试着去打工。我从文三路出发，走过学军中学，一直走到杭州师范大学。经过的每一家店我都走进去：“你们需要招工吗？”有的直接回答我“不要”，有的让我留下电话，有的说“你是本地人，你肯定吃不起苦的。”几天过去，找工作杳无音信。父亲问我：“现在你知道自己的处境了吧！”

　　这段经历对我是真正有触动的。虽然以前父母也苦口婆心地告诉我：“如果不上学，你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只有真正碰壁过，我才明白自己的处境多么难。

　　沉没 与垃圾筒“同桌”，然后再留级

　　2003年9月，仍旧是靠父母的努力，陈理进入了一所公办高中开始第三次的高一学习。

　　一到校园，我就已经是一个名人了，好像没有老师不知道我的大名，他们都特别“关照”我。

　　班主任让我坐在最后一排，与垃圾筒做了同桌。“你不做作业没关系，你上课睡觉也没关系，只要你不惹事就可以了。”一开学，班主任就对我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于是，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了一年。我基本上没有认真完成过作业。因为我在想：“国外的中学生学习都是非常轻松的，考大学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为什么我就要接受应试教育？”

　　结果，当我总算捱过整个学年后，学校通知我父母，我被留级了。这意味着我要开始第四次高一学习。

　　我原本觉得人生可以有很多种模式，我可以这样度过，也可以那样度过。但是，当我不得不读第四次高一时，我觉得自己除了读书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

　　涅槃 第四次高一，写下《猛回头》

　　2004年9月，陈理进入杭州夏衍中学，迎来人生中第四次高一学年，而且遇到了他这辈子都很感激的一些老师。

　　突然有人“看得起我了”。一位是我的语文老师，当时她也是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到学校。她看中我，是因为她喜欢我写的文章。

　　还有我的历史老师，他对我的历史知识、历史评论给予肯定。这些都是受益于我独自在家那些日子的阅读和思考。

　　我当时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使命，要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因为看了诸子百家，看了很多历史书。我思考——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为什么我们学生还在接受着这么沉闷的教育？为什么应试教育的势力还是如此强大？

　　2004年11月，留级后的我写了篇近万字的《猛回头》，讲的是中日近代教育的异同和结果，并且指出了现在的教育模式类似当代八股取士，它简单地用分数来区分人的素质。我带着这篇文章到了杭州市教育局，找到了一位副局长。

　　那天下午我们作了长谈，他耐心地对我这个狂生做了开导，坦言制度的弊端的确存在，但是在实际情况上一时无法改变。

　　狂生心悦诚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欲得自由唯有先放弃自由。我感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以前的“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都是对我接受使命前的磨练。

　　复活 高三决战使出全部力气

　　2006年9月，陈理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高三决战，他拿出了全部的力气，来进行最后一役。

　　我参加了突击班，遇到了我的两位恩师。一个口辣心慈，一个仙风道骨。

　　每天早上，我会听一遍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然后早上8点到晚上8点都在画室里奋笔疾挥，回家后又去附近画室请老师评画。

　　三个多月后，我这个门外汉到了战场上。战果84分，两万考生中名列3373名。

　　之后在文化课的冲刺中，我又得到了所有任课老师的支持，特别是教我英语的老师。于是，我听钟老师的话，每天中午、晚上做卷子，高考时我破天荒地得了74分。

　　再者就是数学老师教我的最重要的话：“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成功就从这道题儿开始！”

　　狂生我高考440，综合成绩535分。我是学校美术生里考分最高的。我终于被浙江理工大学录取了。

　　23岁的狂生我终于跨进了大学校门。回首过去的6年，荒唐，疯狂，颓废，奋斗，哭过，笑过。

　　当初的狂乱，现在已很难清楚分析其动机，但我知道我不再恨任何人。

　　狂生我站在宏伟如纪念碑的图书馆门口，突然想到：人生的路该怎么走呢？现在才刚开始吧。

　　本报通讯员 曾艳 本报记者 沈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