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

　　“前任大使王毅说过，大使大使就是大家都能使的人。我也就是新来的大家都可以使的人。”

　　9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式任命崔天凯为驻日特命全权大使。5天后，崔天凯抵达日本。从那时起，中日两国舆论的焦点开始聚集在这位55岁的中国第十任驻日大使身上。

　　活学前任王毅：我也是大家都可以使的人

　　10月9日下午5时，位于东京新桥的华侨会馆聚集了众多的来自东京、横滨两地的新老华侨，大家都在等待驻日新大使崔天凯的到来，墙上挂了写着“热烈欢迎崔天凯大使到任！”的横幅。在日华人华侨用最朴素的方式欢迎新大使的上任。

　　崔天凯于本月5日抵达日本，周末过后的8日又是日本假期，所以实际上9日是崔天凯在日本的第一个工作日。华侨会馆是崔天凯上任后的第一场活动，他刚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国书副本，这就意味着可以正式开展外交活动了。

　　“我觉得到了日本应该首先见见自家人。”崔天凯的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崔天凯表示，“大使馆是大家的家，欢迎侨胞们常回家。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有何种要求，只要侨胞们提出来大使馆就一定会尽力为大家服务。”他还活用了前任的话：“前任大使王毅说过，大使大使就是大家都能使的人。我也就是新来的大家都可以使的人。”

　　“我从未拥有过在日长期学习、工作的经验，也从未学过日语。我这次来就是以小学生的姿态虚心向在日新老侨胞求教的，大家都是我的老师。希望在你们的帮助下，我能不辱使命，离任时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崔天凯说。日本共同社一位记者特别注意到“小学生”这一提法：“我想这段开场白是大使先生费心准备的，讲话体现出的谦逊，是日本民众也是很多中国老华侨所推崇的品格。”

　　一些在日华侨、华人认为，崔天凯没有在日工作经验，反而容易产生新思路，“很多日本政要会讲英语，有留学美英的背景。崔大使能讲一口流利英文，在日本工作不存在障碍。”但也有人觉得新任大使不懂日语，会增加工作的难度，“日本政坛很注重私交，日语表达体系又很复杂，仅靠翻译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不懂日语很难自由、深入地广交朋友”。

　　一位记者则笑称，前任大使、“日本通”王毅给继任者造成了“语言压力”。“说日语比一些日本人还地道的王毅完成使命，崔天凯接棒，大家不自觉地就把二人做比较。”

　　“他显得平易近人，聊天的时候挺幽默，但讲话也很有分量，特别注意逻辑和用词。”10月9日下午，崔天凯在中国驻日本使馆教育处与留日学生代表举行会谈。在东京工业大学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李光哲得以和新大使面对面交流。目前，在日中国留学生有10万人。

　　第一个工作日，和华侨见面，又会见留学生，这体现了中国对日外交一贯走平民路线的风格。“在日本的留学生、新老华侨实在太多了，这是推动两国交往的巨大力量。”一位中国学者指出。

　　中日关系转暖，崔天凯“赶上了好时候”

　　9月30日，日本媒体纷纷转载了崔天凯被任命为新任驻日本全权大使的消息。对于驻日大使的轮换，当地舆论相对较为平静。由于经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和随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融冰之旅”，中日关系由寒转暖的现状让人们不再担忧人事变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如何保持这一良好势头，处理好两国间那些悬而未决甚至有很大争议的问题，避免不正常的或矛盾激化的局面再次出现，这是崔天凯面临的挑战，这个任务很艰巨。”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指出。

　　自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派出过10位驻日大使。最早的是“军人大使”陈楚、符浩，为中日掀开历史新一页做出开创性贡献。此后，是宋之光、章曙(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章启月的父亲)、杨振亚、徐敦信、陈健、武大伟、王毅，直至崔天凯。

　　其中，符浩、徐敦信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和武大伟是现任副部长。所以，许多日、韩等东亚国家媒体指出，驻日大使的经历无疑将帮助年富力强的崔天凯在中国外交界“更上层楼”。

　　“武大伟在日本也很有人缘，非常平民化，甚至可以和你称兄道弟，但赶上了中日关系最糟糕的时候，所以说得最多的恐怕都是谴责和批评的话。”留学生李光哲与武大伟有过接触，他笑称：“崔天凯大使赶上了好时候。”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洁华这样分析新大使面临的有利条件：就中国而言，国际地位上升，对日外交政策稳定，在日形象大大好转。就日本而言，小泉偏执的外交政策导致日本战后以来在东亚陷入最严重的孤立，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日本选择了从情绪化转向理智、从偏执向中庸、从意识形态至上向国家利益至上的回归，朝野都要求有稳健、中庸的领导人来恢复中日关系。

　　“若无重大消极事件，中日关系将全面改善，并可望在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较大发展。”陈洁华说。但他也坦言，中日关系发展最大的困难在于，目前仍无法准确解读对方国家的真实意图。东海能源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台湾问题……都将一一考验新大使。

　　崔天凯虽然不是学日语出身，也没有派驻日本工作的经验，但他过往曾担任多个重要职位。特别是2003年起出任亚洲司司长以后，便主要负责中国对日外交工作，中日关系近年来的曲折发展，崔天凯都参与其中，并扮演重要角色。另外朝核问题、联合国以及其他重要国际和亚太事务，崔天凯也都非常熟悉。分析认为，崔天凯出使日本，说明中国致力于在“亚洲区域”框架内构筑稳定的中日关系。

　　日本媒体认为，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方面，崔天凯一直站在最前沿：如2005年7月15日，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崔天凯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公使渥美千寻，就日本经济产业省赋予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海域试验开采石油权力提出严正抗议；又比如2006年1月9日，崔天凯在北京表示，日本媒体只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日本政府应进一步管束。

　　“崔天凯在谈判桌上以思维缜密、出言无懈可击闻名”，日本媒体如是评价。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六方会谈中，他作为主席国代表团副团长全力促成了共同声明草案的制定。六方会谈相关人士评价说，“他在短时间内对草案进行了多次精辟的修改，为各国最终达成共识作出了贡献”，各国均对其超群的实务能力给予了肯定。

　　拥有硕士学位，日媒认为他是个“厉害角色”

　　在日本媒体眼中，崔天凯年富力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精通联合国事务，是中国外交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

　　崔天凯是一名“海归”，是第一位拥有美国硕士学位的驻日大使。

　　籍贯浙江的崔天凯出生在上海。1969年至1974年，他在黑龙江农村插队。

　　第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在华东师范大学。1974年，崔天凯进入该校外语系学习，他选择了英语专业，1977年本科毕业。中日关系问题专家、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和崔天凯当时同在一个系，“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在发奋学习，进大学最想做的就是把遗失的时间补回来。”朱建荣说。

　　1978年，毕业后的崔天凯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或许考虑到自己还需要进一步深造，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在华东师大外语系现代英语专业和北外联合国译员培训中心进修。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奇缺外语人才，崔天凯又一次赢得机会，踏进了外交部。他的第一个外交角色是“联合国总部中文秘书处译员”。

　　1986年，已是外交部国际司三等秘书的崔天凯再次走进校园，就读于美国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至今，他的档案仍然保留在那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交流和市场部部长克鲁伯斯(Felisa Neuringer Klubes)说，崔天凯在该校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学习，1987年获得了国际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中国另一位知名外交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也曾在这里攻读硕士学位。

　　“至少有9年公共事务管理和工作经验的优秀人才才能读这个专业，学习时间是一年。”克鲁伯斯说，“他貌不惊人，但非常善于交流和表达，有独立见解，成绩也很好，是研究院和我们大学的骄傲。”

　　而在一些日本记者和分析家眼中，熟悉东西方文化的崔天凯是个“厉害的角色”。他们很多人都看过至今还在网上流传的一段颇有“崔氏风格”的讲话。

　　在2005年4月15日外交部公众开放日活动中，时任亚洲司司长的他谈及中日关系，感慨道，“中日关系一言难尽，简言之，两句话：非常重要，非常困难……这几天，几乎天天会见日本人。(他们)找我，让我们赔他们的玻璃窗什么的。我就火了，我说有人砸了你几块玻璃就天天和我谈，你们当年侵略中国时杀了我们多少人，你怎么不谈……”

　　“两个礼拜前我在东京，他们和我谈安理会改革。我说你先别和我说这些，你大老远地跑到非洲、拉丁美洲去拉票，你可能数数这个票也不少。但我告诉你，这没有用，你要在国际上发挥作用，首先要取得邻国人民的认同，你如果有这个精力，到邻国多做做工作……”

　　“所以，在他来日本之前，包括政府里的一些人都在研究他。”一位日本记者说。细心的日本媒体甚至打听到崔天凯爱好读书、音乐和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