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妍婷

　　

　　慈溪一家规模不大的电子加工厂，老板娘急着打电话向杭州的亲戚求救，要他帮忙到省劳动力市场看看有没有工人可招。“单子有，工人没有，现在都自己动手了，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去一次没人，去两次还是没人……”

　　当然，省城杭州的情况也不乐观。

　　绿盛集团的生产基地门口，新推出的百卤坊系列产品正在装箱，但很多老产品已经不再生产了——因为工人实在不够，只能把劳动力抽到最需要的岗位。“留下的都是老员工，我现在正着力为他们办理各种保险，一次性投入的钱不好说，但一定要赶在新劳动法出来前全部完成。”作为董事长，林东早就不管生产了，但员工的福利他一直坚持亲自抓，可尽管如此用工问题仍然存在。“杭州生活成本太高，内地近几年发展迅速，岗位提供量扩大，差不多的工资，谁愿意跑那么大老远？”

　　从2004年招工难现象出现以来，招聘工人成了企业一件兴师动众的大事，不少公司高层领导亲自“上山下乡”、“走南闯北”，用高工资、好福利吸引民工，过年发红包、包汽车包飞机送农民工回家……各种方法都使尽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上周，由本报和浙江省清华学子总裁经济合作发展促进会共同举办的“浙商新思维”论坛，关注的是新时代“民工荒”给企业带来的挑战。“作为一个女老板，我相信我比很多男老板对员工更加细心，也更富有同情心，但这些似乎现在都没用了。我们也不是不愿意开更高的工资给员工，但是如果企业本身不赚钱，那拿什么来养活员工？”促进会副会长郑红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