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的记者职业捧得上台面，亦或是我能说会道又有点酒量，朋友们被宴请都喜欢拉上我陪吃。起先我还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我的这些朋友都是在官场上混的人，宴请的人也大多是有档次的人，能让我进入圈子是对我的敬重。故起初陪吃我爽得很，在桌上也尽心尽责。天南地北地侃，国事家事地谈，大领导小领导轮回地敬酒，你气色好他身体棒地阿谀，使酒桌上气氛一直在尽兴之中。然陪吃久了，我便感到不舒服。这倒不是我的肠胃不好，我的肠胃很优秀，斤把酒没问题，杂七杂八的食物也都能包容，况且酒桌上我的保护意识很强。也不是主人对我不敬，现在这个社会绝非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肚子填不饱，也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听说吃宴席趋之若骛，而是请人难请。你请客人家能来就是给你的面子，更何况我是朋友转请来的，识大体的主人敬酒一般都从我这里开始。我不舒服是感到累。

　　当记者本身饭局就多，现在又多了一项陪吃，而且长陪不止，这就有点力不从心了。特别是好友L君，隔三岔五就打来电话通知我晚上到某某酒楼赴宴。这个L君，也不过是某政府部门的科室主任，可由于对企业的一些事还有些制约，因而很吃香。L君是个奔50的人，不想进步也不犯错误，他的信条是“送礼不要，请客照到”。找他办事的人都晓得他的脾性，事情办妥后摆一桌皆大欢喜。他只身赴宴显寂寞，又不愿意携带那黄脸婆的妻子，更不愿意带下属，只有让我这个关系铁职业体面的哥们陪他。

　　任何事都是刚开绐新鲜，时间长了就索然无味了，陪吃更是如此。餐馆的菜吃来吃去都是一个味，桌上上百元一瓶的酒喝多了根本分不出好差；我肚子里的话虽然不少，但谈来谈去也就成了一种模式，有时连自已都嫌烦。最要命的是每陪吃一次我就欠下一笔报道债。上了桌子朋友介绍我时都喜欢用“主任”的头衔，这样他脸上有光，其他客人也都肃然起敬。其实我只是在企业时当过办公室主任，到了新闻单位还只是小记者一个，但场面上我又不便解释，只能打哈哈。人家见来了个新闻部门的主任，不约而同地都预约我什么时候到他们单位帮助宣传宣传，而这时朋友都抢先替我答应下来，我只好跟着点头应允。事后我是懊悔不已：我充当什么人儿头，这宣传报道的事我说了顶个屁用，没有领导的定调，主任的派工，能随便报道吗？好在大多数人在桌上也只是说说而已，酒后也就忘了。可也有一些老总当回事，要了我的手机号码，没几天就打来电话让我派个人帮他们报道，而这些报道十有八九都与广告沾边，我只能借故说我在外地采访，让他们直接与新闻部联系，其结果可想而知。

　　我真的感到很累，老陪吃下去何时是了？我除了能开报道的“空头支票”外，帮不上朋友和东道主什么忙。终于有一天我决定不再当陪吃，静下心来写一点自已的文章。有朋友来电话相请，我不是借故在乡下采访就是佯装家中有事脱不开身。其实朋友们都是牛人，几次请我不到，便猜到个中原因，不再与我联系了。我得以解脱亦备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