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秀诗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惠能反驳神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两首诗代表两种思路的转换，代表着从印度禅学到中国禅宗的一种转换。

　　佛教传入中国很早了，值得注意的是公元二世纪的中叶，有两个人的译经对于中国的佛教影响非常大，他们一个是安世高，一个叫支娄加谶。安世高主要带来了小乘禅学；而支娄加谶和他的弟子们主要带来的是大乘般若学。

　　小乘禅学讲静坐，用坐禅的方法克制自己的心灵和情欲，通过静坐使人的心灵逐渐地安定下来。

　　可是光有方法还不行，最后要让人接受、信服，必须有一套理论来说明。这个时候，支娄加谶带来的关于宇宙没有自性，也就是“空”的说法，就给禅学带来一个理论基础。

　　中国的禅宗，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大乘般若学和小乘禅学来的，既有理论又有方法的流派。    

　　“本来无一物”的故事

　　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还是在中国，对于禅宗的理解和想像，有时候都超出了我们了解的那个历史上真正存在的禅宗。

　　我从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故事说起。

　　传说，在公元674年(唐高宗上元元年)时，在岭南新州(今广东南海)，出了一个姓卢的砍柴人。有一天，他砍完柴，把柴担到城里去卖，听见有人念《金刚经》，突然觉得受到震撼，“心花开放”。于是他根据这个人的提示，到湖北黄梅双峰山的东山寺拜见弘忍——弘忍是禅宗的第五代祖师。

　　弘忍见到他，问他，“你是南人，又是猖獠，你来这里学什么？”他很机智地回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

　　弘忍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就把砍柴人安排到磨房里去踏碓舂米，随众听法。8个月后，弘忍要挑选接班人，条件是每个人写一首诗，表达对佛教道理的理解。他的大弟子神秀写了20个字，即：“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这个姓卢的砍柴人目不识丁，听了以后却说：“好则好矣，了则未了”。于是，他也念了一首，请人写在墙上，反驳神秀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看到了他的这首诗，就把这个卢姓砍柴人悄悄叫到禅房里来，传给他象征禅宗最高权力的衣钵。但是由于弘忍害怕引起权力争夺，又让他躲到遥远的南方去。这个人拿了衣钵之后就一直往南走，来到岭南，度过了15年的隐居生活，一直到公元689年，弘忍已经去世，砍柴人到了广州。

　　广州南海法性寺有个印宗和尚非常有名，有一天，他讲法时问学生：“风吹幡动，到底是风在动，还是幡在动？”砍柴人挺身而出说了一段话：“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人心在动。”印宗和尚听了非常吃惊，走下台来请砍柴人上台讲。这个时候砍柴人才正式出山，接受了剃度，从而开创了中国的禅宗，也就是后来叫做南宗的禅宗。

　　这和北方以神秀为首的主流禅宗区别了开来。这个卢姓砍柴人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开创中国式禅宗的重要人物，也就是“六祖”，法名叫惠能。

　　从印度禅学到中国禅宗

　　这2首诗，40个字，其实代表了一种思路的转换，这种思路的转换，可以说是从印度佛教追求解脱的立场到中国道家追求自然的立场的转换。

　　神秀的那首偈语，代表着佛教一直奉行的一种传统观念，认为人类世界是分裂成两个的：一个是混浊的世俗世界，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你的周边；另外还有一个清静的超越世界。为了让人离开混浊的世俗世界，进入清净的超越世界，佛教告诉人们，你要回归到内心中去。可是你经不住外面世界的诱惑，使你的心不能够清静和纯洁；人心就像一个镜子，灰尘不断会落下来，要不断地擦拭。

　　因此，神秀代表传统的禅宗，就是中国的北宗，一定要人守戒，通过慢慢地修行，慢慢彻悟到真理。这个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太罗嗦、太艰苦、太慢了，吸引力有限。

　　但是，六祖惠能却讲得非常干脆利落。他说一切都是虚幻的，既没有智慧树一样的身体，也没有什么透彻如明镜的心灵，外面的世界和心中的世界一样，都是“空”，都是幻相。既然都是幻相，为什么还要时时勤拂拭？这个说法的背后，是佛教关于“空”的理论。这样就把佛教大乘般若学的“空”这个概念推向了极端。

　　神秀和惠能的这两首偈语，象征着对于佛教修行与解脱思想的不同理解，一个是传统佛教的理解，一个是中国式佛教的

　　

　　

　　

　　

　　

　　

　　

　　

　　

　　

　　

　　

　　

　　

　　理解。前者是传统佛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它要有修行，要有戒律，要有起点，要有终点；可是在惠能的理论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一切没有分别，一切都是幻像，我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我马上能从此岸到彼岸，甚至可以此岸就是彼岸，这一点导致禅宗一个巨大的变化。

　　惠能把传统佛教的修行方法一下子推翻了，使人有一个新的解脱方式，解脱就是不必解脱，这个超越的方式就是不必超越，当惠能这么一解释的时候，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实际上是把很多东西“消解”掉了。

　　但是反过来说，惠能给中国的佛教带来一个新基础，不再需要纪律，不再需要组织，甚至不再需要领路的人，在他自己的意念里面，只要一个转身就可以大彻大悟，这个给中国的佛教信仰者带来一个福音，原来解脱和超越，可以非常轻松、非常自由、非常潇洒。

　　南北之争的思想史意义

　　在禅宗思想这一巨大变化的背后，有中国道家学说极大的影响。庄子的《逍遥游》，这3个字用繁体写来，都是“走”字边，就是茫茫大地随你走，不能有一点约束。中国道家一贯的想法是“无心是道”，就是对一切事情都无心，有心你就有执着，有执着你就有痛苦，有痛苦你就活得不自由，所以要无心。按照老庄的说法，是自然、自由、放松，不要把自己捆得像粽子一样。

　　当年禅宗有一个著名的禅师马祖，他在南岳衡山静坐。南宗禅师怀让就问他：“你静坐干什么？”说：“我静坐要成佛。”怀让就拿了一块砖，在他身边磨，马祖问：“你磨它干什么，你磨它能成镜子吗？”怀让说：“你坐就能坐成佛吗？”这个马祖一想对了，静坐不能成佛，是因为你坐了，你那个心还不是佛，所以马祖马上就想开了。

　　还有一个人也静坐。静坐的时候，南宗禅师问：“你静坐干什么？”他说：“我要解开我心灵的束缚。”南宗禅师就说：“谁束缚了你？没人束缚你，是你自己作茧自缚。”

　　所以，禅宗最终指向就是“平常心是道”。换句话说，就是日常生活就是超越境界，这就是南宗禅达到的理想生活，就是鼓励人们过一种自然的、自由的、放松的、适意的生活，它把日常生活提升为佛陀境界。所以禅师批评那些苦苦修行的做法，他说这些人吃也不敢吃、睡也不敢睡，计较来计较去，自己把自己弄得很累，自己把自己搞得不得轻松。

　　所以，当南宗禅惠能、以及惠能的学生，惠能的学生的学生给当时的士大夫提供了这样一个轻松的路子的时候，唐代的士大夫很快就接受了这一套。于是到了中唐以后，也就是公元9世纪以后，禅宗成了中国佛教最大的一支主流。

　　在历史中还原禅宗

　　我个人认为，北宗禅实际上比较好地保留了传统佛教的宗教性内容，而且它有助于人们在艰苦的修炼中清静身心，也有助于佛教保持它的宗教团体不被瓦解，但是，在当时它不可能深入到那么多的士大夫生活当中；而南宗禅使整个佛教产生了中国化的革命，使得禅宗成了士大夫非常喜爱的一种流派，但是南宗禅学也存在问题：如果任凭南宗禅发展，可能变成极端放任的自由主义，使得佛教的组织被瓦解。也正是因为这样，后来禅宗要逐渐地走向丛林制度，走向禅净合流，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重建生活的规矩，使得人们还在一个规矩里面、在一个组织里面；一方面要有一个修行的过程，使人有付出才有收获。

　　对于中国士大夫来说，禅宗一方面给他们带来一个热爱自由、热爱自然的风气；但是另外一方面给中国士大夫的思维带来一种发散的、随意的，完全凭感悟的那个偏向。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麻烦的。

　　禅宗提倡无念、无住、无相。什么是无念？就是一切念头都不在你心头存在。什么是无相？就是风过耳、影过眼，一切随之过去。什么是无住？就是任何地方都是你的安息、歇息处。

　　传说苏东坡有一次爬山，爬不上去了，他坐在那儿想，“为什么我一定要爬上去？我就在那儿歇着，不是就很好吗？”于是，心灵由紧张变成放松。而禅宗反对固执，就是让你的心灵变得放松。

　　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我心里非常的内疚。对我们有很大刺激的一点是，西方人理解的禅宗，常常不是中国人的禅宗，不是中国学界叙述的中国禅宗，而是大多通过日本人传达给他的有关禅宗的知识。在1960年以前，日本人铃木大拙用英文写了很多关于禅宗的书，传达给西方，以至于西方人了解的禅宗，基本上都是日本人介绍过去的。

　　我觉得，原产于中国的禅宗，它的解释理应是由中国人来做的，我们忽略了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禅宗的图景。

　　我希望能告诉大家，中国的禅宗在当时的社会和在当时的士大夫里面，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以南宗为代表、实际上以老庄为底子的这么一个禅宗？我也希望告诉学术界，希望告诉西方人，一个真实的禅宗是怎么来的——我们既不能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玄妙、神秘，飘在我们理性之上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迷信、是不值得一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