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贾平凹的新作《高兴》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农村人的描写。20岁之前都生活在陕南棣花村的贾平凹，纵使在西安的时间早已远远大过在乡村的，可他从内心到文字仍有深切的乡土情结。《高兴》的故事发生在西安城，主人公却是来自商州“清风镇”到西安拾破烂讨生活的农民们。他在书中讲述了几个心怀梦想的农民在西安拾破烂的故事，其中辛酸引人深思。主人公原型是他初中同学，同学很聪明也很会说，但现在城市捡破烂，他对贾平凹说：“我俩原本是一样的瓷砖，可你能贴到了灶台上，我给贴到了厕所里。”

　　他在与记者谈起这段写作经历时仍是苦乐参半。以下是他的原话。

　　初中同学就是那个“高兴”

　　说到写《高兴》的由头，其实我一直都有为进城的农民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但是不知从何写起。三年前的那个下午，见到我的初中同学刘书祯之后，我发现自己突然寻到了写作的突破口。

　　他是个非常善谈的人，说话充满细节，乐观幽默，这种人特有趣味。其实我对他很熟，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初中时一起辍学回乡务农，此后他当了兵，我在西安上大学。后来，我得知他进城到西安拾破烂，还自己改名为“刘高兴”。我就有了写写他的冲动，也开始关注城市中拾破烂的农民群体。在我与刘书祯等朋友逐渐接近、走进这些拾破烂的农民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外界的反应很敏感，甚至抗拒“城里人”的进入。我最初接触他们时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轻慢。我是去和他们认老乡，用拉家常的方式去接触他们，真诚地对待他们，他们也真诚待我。人与人一熟，我就发现他们其实极需要倾诉。

　　写作素材的获得并不容易，我搜集到的素材也面临着合理的取舍，可以说，我了解到的情况仅有一半运用到《高兴》之中。小说毕竟是虚构的，我并不是在写报告文学。写《高兴》的过程中之所以先后改了五次，甚至烧掉已经写好的十几万字，我想是心态问题。

　　“高兴”说：我是贴在厕所的瓷砖

　　刘书祯到西安来，曾说他和我同样是瓷砖，我被命运贴到了灶台上，而他自己却被贴在了厕所里。他说他是闰土。我对他说，我可不是鲁迅，我只能给鲁迅提鞋，而你也不是闰土，闰土是中国旧式农民，你是现在的新型农民。在我心中，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精神够我们永远享用。《高兴》中的“刘高兴”是以刘书祯为原型，此前的《秦腔》中有个人物也缘于他。

　　我的书出版了之后，他现在可有名了。许多电视台去拍他，记者去写他。我前些日子回老家去，他也回去了一趟，村里人都在取闹他，说：“你以后身上得带上笔，准备着给人签名呀！”

　　我当然希望通过《高兴》的出版能引起社会各界对现在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但作家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对此我心里也很清楚。写城市里拾破烂农民工的《高兴》可能没有多少农民工去读，这如同那些反腐败小说也没有多少腐败者去读一样。

　　“现在农村人给城里生娃哩”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我对农村与农民的问题保持长久的关注是一种必然，即使我在西安城里这么多年，已经是城里人了。如今站在城里看农村与农民，许多问题仍然看得清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向农村扩展，同时大量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他们同土地的关系变了，农民没有了土地，而农民工又一时不能融入城市进而被城市认同，这些问题会越来越让人担忧。

　　我在《高兴》的“后记”中写道：“现在农村人给城里生娃哩！”农民养大自己的孩子，孩子去城里打工或上学却不愿再回到农村。我写这些话的时候，脊背上直透凉气。我们不妨将作品写成一份一份的社会记录，留给历史。

　　电视新闻是我素材来源

　　写小说写到今天，怎么说呢，当初是我在选择题材，现在好像是题材在选择我。这不是说我有多么了不得了，而是说我已经到了50多岁，现在的写作中多多少少是有些使命感的。我觉得有些题材我应该去写，至于写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写了这么多年，暂时还没有过厌倦或写不下去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动笔之前的构想时间拉得越来越长。

　　我很注意社会新闻，《高兴》一开始刘高兴背着五富的尸体还乡的情节就是受凤凰卫视上一则“农民工千里背尸还乡”新闻的启发改造而成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新闻总是少不了的。                     丁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