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嫦娥一号”发回清晰的月球照片，无数航天人努力了很长时间的探月计划终于梦想成真，在掌声和欢呼中，在这次近乎完美的绕月探测工程中，各个系统的年轻顶梁柱也渐渐走入了公众视野。

　　在“嫦娥一号”卫星研制团队中，40岁以下的科研人员占到71％左右，平均年龄甚至不到30岁；而托举“嫦娥一号”卫星升空的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试验队共188人，40岁以下人员占到60％以上。

　　30岁不到的主任设计师，30岁出头的总体设计师，40岁出头的总指挥……这样年轻，却承担重大职责的新面孔不断出现。

　　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这些默默工作在幕后的少帅们。

　　龙江：“老航天人”三十出头

　　31岁，不少人的工作才刚刚步入正轨，开始做出点成就，可这个年纪的龙江，却已经被任命为“嫦娥一号”卫星副总指挥，负责“嫦娥一号”卫星项目的计划、组织、控制与协调。

　　这时，是2004年。

　　1990年，龙江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力学系，四年的本科学习过程中，哈工大的优良传统“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对龙江影响深刻，这种严格的学风在潜移默化中也奠定了他日后的工作风格。

　　1994年，龙江被分配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投身于载人航天工程。当时，院里正在参与“神舟”系列飞船的研发全过程。刚工作就赶上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头班车“，对刚刚参加工作的龙江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很快，他就参与到结构生产以及与结构有关的工作中。

　　经过“神舟”工程的锻炼，龙江很快从一个新手，变成了能独挡一面，经验丰富，而且很有决断和组织能力的“老航天人”，虽然那时候，他还不到三十岁，可这个小伙子身上“遇到困难，我们只能提高效率，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组织各方面人员去攻关，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却已经为周围的同事们所认同。

　　“神舟五号”的顺利返回只能算一个开始，作为跨世纪的这一代航天人，龙江又把目光投向了航天工程的未来——嫦娥工程。

　　“嫦娥一号”卫星研制任务时间短，任务重，压力大，需要协调的单位众多。要满足紧张的进度要求，只有用现代的管理方法才能抢得进度，获得效率。不久之后，龙江被任命为卫星项目的副总指挥。

　　年纪轻轻就成了领导，龙江要做的，更是身先士卒，带头工作。卫星的重要评审会，需要准备的材料一摞摞，他带领项目办人员鼓足干劲，熬夜准备，一项项地落实，一个个文件校对，保证材料的准确全面；在发射场进行48小时连续模拟飞行的时候，龙江坚持值夜班，坚持和电测人员工作在第一线，当时电测间里温度极低，龙江和电测人员穿着军大衣工作，实在太困了，他就把两张硬梆梆的木椅子并在一起，一米八的大个儿蜷缩在上面勉强睡一会……

　　都说航天人能吃得起苦，而这个现在只有34岁的年轻人，也同样依靠着先进的管理思想和能吃苦的坚韧，赢得了同事、团队的信任。

　　孙泽洲：播星人今年三十七

　　孙泽洲小的时候常醉心于灿烂星空，幻想自己能遨游其中。

　　如今，37岁的他，虽未能遨游星空，却成为了浩瀚苍穹中的“播星人”。

　　2004年，“嫦娥一号”卫星研制队伍正式成立，孙泽洲被任命为副总设计师，协助总设计师叶培建分管测控与数传、天线、机构与结构、热控、数管、供配电六个分系统的总体技术管理工作。

　　孙泽洲深感肩上担子之重。为给自己减压，他有两个“高招”：一是把手头工作在第一时间内处理，其他的写在本子上一一解决；二是多找叶培建或同事谈心，在激发灵感的同时也能得到放松。

　　他对自己提出要求：每一天都要以平常心朴素面对。

　　孙泽洲出生于辽宁沈阳，1992年他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来到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工作，先后参与了资源一号卫星、资源二号卫星和实践五号卫星的总体工作。从2000年开始，总体部一室（现传输遥感卫星总体室）副主任的重担落到了他的肩上。

　　2000年，孙泽洲被委任为资源一号02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分管测控和载荷，参与了卫星在巴西的测试，负责飞控工作。2003年，在各系统的共同努力下，“嫦娥”工程方案基本确定，孙泽洲由于高超的技术水平和出色的协调能力，开始协助叶培建负责卫星总体技术管理工作。

　　经过努力，卫星设计一直在顺利进行。终于，“嫦娥一号”卫星初样转正样要进行评审了。说起当时的心情，孙泽洲笑道：“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学生要去赶考一样，很紧张。因为‘嫦娥一号’卫星自主创新的幅度非常大，这些创新的先进性和可靠性能否得到承认，大家其实都是悬着一颗心的。”

　　当时有个很大的难题曾经困扰着设计团队：月食的影响——月食的出现会把太阳挡住，而“嫦娥一号”卫星主要是采用太阳能帆板供电的。这就意味着，卫星在轨运行期间的阴影期需要从原来的45分钟延长到3小时，而在此期间卫星需要运用蓄电池实现整星电能的供给。

　　面对巨大挑战，孙泽洲积极组织专家论证，经过讨论和实验，决定调整整星工作模式，尽量让月食期间功率负载降下来；同时，组织技术人员运用新技术，在热控方面进行调整，以弥补整星热量补充不够的问题，终于圆满解决这一难题。

　　孙泽州有个原则，当天的工作当天完成。初样工作量大，如果出现意外，就要忙到下半夜。“有时候晚上10时下班，大家会觉得下班挺早啊！”

　　如今，凝结了自己和同事们无数心血，顺利在月球“身边”绕行的“嫦娥一号”，终于帮孙泽洲圆了遨游太空的梦。

　　岑拯：火箭大管家“四十不惑”

　　43岁就已经是长征三号甲火箭总指挥，站在最关键位置上的岑拯引起各方关注。

　　“是历史把我们推到了舞台上。”岑拯说，“在这个领域，我们上面都是60多岁的一代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人才断层，接下来就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岑拯是湖北浠水人，1989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工作，2004年开始担任长三甲火箭总指挥。“当时也挺突然的，本来我是副总设计师，按常规晋升的话应该是总设计师，然后才是总指挥，后来领导决定，就一步到位吧。”

　　其实，岑拯最初参与的这个“长征三号甲”，还曾经是个“冷板凳”的项目。这种型号的火箭是1986年立项的，但由于某些原因，研制工作在其后的3年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89年来到一部的岑拯从事的是火箭的空气动力和热设计工作，就是研究火箭飞行过程中的气动特性。这是一个理论性很强、枯燥艰苦的工作，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工作。

　　1994年1月份，经多年孕育的长征三号甲火箭进入发射场要发射了，可在最后的试验过程中，意外地发现发动机的伺服机构工作不正常。距离发射只有20天，岑拯他们集中所有精力去查找发生问题的根源，问题终于被查找出来了，原来是伺服机构的油管被冻住了。

　　这件事给岑拯留下很深的印象，“航天事业无小事”！

　　当长三甲第四枚火箭发射在即时，由于技术状态发生了更改，二级氧化剂在加注时由于液位不正确，发生了溢出。如不及时解决，将直接影响第二天的发射安排。

　　情况十分紧急，时任副总指挥的岑拯顾不得休息，在当晚查阅设计文件，分析事故出现的原因时他突然想到长三乙1998年最后一次发射时有加注容积和液位，于是灵机一动，做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用长三乙1998年最后一次发射时的加注容积和液位作参考，拟算出此次长三甲二级氧化剂第二液位以上的补加量。此方案一提出，立刻得到大家的响应，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长三甲火箭的二级氧化剂加注问题很快得到了顺利的解决。此事也显露了岑拯解决突出事故的能力。

　　也就是这样，从组长、室主任、副总师再到总指挥，迈出坚实的一步步后，刚过不惑之年的岑拯，终于成为一个对火箭了如指掌的“大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