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个人利益放弃责任

　　是纵容腐败

　　有一位学者说过，报告文学主要不是文学，而是作为社会良知的表现才备受推崇。

　　比较遗憾的是，随着文学的边缘化，报告文学也边缘化了。实际上报告文学的边缘化跟文学的边缘化有所不同，报告文学的边缘化不是说这种文体读者不喜欢了，而是因为作者离开了报告。

　　部分报告文学的作者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思想。许多报告文学作者出卖了不该出卖的东西，出卖的不仅仅是文学，还有自己的良心，他们的报告文学已堕落成广告文学、谎言文学和马屁文学。

　　我们身处盛世，但周围存在腐败现象。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往往需要用医生的眼光来看社会，注重的是不健康的部位，存在病灶的部位。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型期，法律不够健全，公民的法治观念淡薄，传统的道德体系破坏了，新的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机制、体制这些板块的移动，就会给腐败提供滋生的缝隙。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策，是执行政策的人在想方设法保护住自己或者自己所在集团的利益，往往是在瓜分改革的成果，侵吞了改革受益者的利益。比如，医疗改革的目的是为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结果却出现了看病贵、看病难、有病不敢去医院的现象。

　　法治社会是一个责任社会。责任是什么？第一，分内应该做的事情，必须做好，做不好不行；第二，如果你没有做好分内的事情，就追究你责任，你也应该承担责任。

　　但在现实生活中，不负责任的事情比比皆是，但追究责任的事情非常少。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和不追究责任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纵容腐败。

　　在我们的意识中，往往注重权益，轻视责任，很多人把自己的责任当作权力来行使，从而实现私欲的满足。将责任当作权力是腐败的一个路径。医生的责任是什么，是救死扶伤，是治病救人。可是，有的医生把责任当成了处方权和治疗权，用此来敲诈病人。我在采访中就遇到过这样的医生。

　　再说学术腐败。现在很多专家把他的地位变化成他的权利，变化成为他的话语权和牵制权。我的获奖作品《天使在作战》的主人公陈晓兰说，专家明明知道某种医疗器械是假冒伪劣的，是没有疗效的，甚至对病人是有伤害的，但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放弃了责任，使得这种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能够进医院，能够进病房。

　　先后40次进京揭假

　　陈晓兰被同行称为叛徒

　　现在很多人都有一种腐败意识，甚至作为行业都要维护自己行业的腐败。很少有业内人站出来，反对本行业的腐败。而我认为，腐败已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在采访陈晓兰的时候感到特别震动，是因为她身为医生，但她很有责任感，她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医疗腐败。她认为医生是不可以骗病人的，医生是不可以为拿回扣而坑害病人的。在这种良知的引导下，她历经了10年的医疗打假的过程。

　　陈晓兰被许多同行称之为叛徒，制假的厂商、售假的销售商对她既恨又怕，医院的某些人将她视为肉中刺。为此，她两度下岗，至今既没有工资又没有医保……我认为陈晓兰是时代的英雄，是悲壮的英雄，为反对医疗腐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不仅自己掏腰包去外地取证，去北京举报和反映情况，为省钱只得住地下室，啃个干馒头，盛夏连三元钱一张的澡票都不能买。在一些权力机构，她经常碰壁，经常受到斥责。卫生局的领导还曾经上书给市政府，要求对陈晓兰进行训导；有些医院像防奸防盗似地防她，有时对她进行围攻；她多次被人跟踪，手机的报警讯号受到人为的干扰；她的电脑难以上网，邮箱堆满垃圾，甚至有人通过网络进入她的电脑……

　　陈晓兰不被世人所理解，有人说陈晓兰是中国的唐·吉诃德，还有人说她是在打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她先后40次自费到北京去反映情况，她先后打掉了9种医疗机械，为病人减少的损失高达数十亿元。有一种叫静舒氧的医疗器械，每次收费是35元到40元，厂家曾经说在2006年要给每个输液病人都挂上一支。这意味着我们每输一次液，就要多付出35元到40元。什么是静舒氧？厂家说，让小瓶里的氧气随着药液进入人体。陈晓兰说，药液被氧化后变成什么？厂家又说，那是纯净空气。陈晓兰说，纯净空气的标准是什么？这是骗人的。陈晓兰历经数年把它打掉了。

　　八旬母亲该不该手术

　　有钱能使鬼推磨

　　现在我们意识到了，我们面临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比如医疗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从医院出生，然后回到医院离开人世，这期间还免不了要跟医院亲密接触。当天价医疗费出现了，当不该做手术的人做了手术，当不该死的人被治死了，我们不该再漠视，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些事与我们无关。这些事情可能今天跟你无关，明天就可能跟你有关。

　　我去年年初的时候采访了陈晓兰，今年就遇到一个事情。9月份我姐姐从沈阳给我打电话，说我母亲住院了，需要做一个心脏搭桥手术。姐姐说医生说了，认为这种手术没问题，不过费用比较大，先交8万元，手里再备3万元。当时我就感到无助，因为我母亲已经82岁了。我说钱不是问题，关键是生命是否有保障。我姐姐说，医生说了，不做手术，再发作就没救的了。我打电话问陈晓兰，她说这种手术我建议你不要做，那么大岁数了，做这么大的手术很危险。医生说没问题，等到签字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时候发生什么问题，医院都不用负责任，都要你自己承担。医院给你们做手术，如果失败了，医院不仅没损失，还有十来万元钱的收入；如果医院的手术成功了，他会说我们给82岁人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创造了什么什么奇迹。

　　儿女往往是自私的——钱花出去了，万一母亲没了，我们不感到愧疚；如果没花这笔钱，万一出了问题，后半辈子不得安宁。最后，我也同意手术了。就在我准备去机场时，姐姐来电话说，发现母亲身上有疱疹，让外科医生会诊，结果只是带状泡疹。这种病的症状就是心绞痛！我母亲差一点因带状疱疹而做心脏搭桥手术！

　　这种事情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就像我们前面放着一个坛子，我们不知道装的是什么。如果这个坛子的主人说里面装的是土豆，我们首先会想，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可是，我们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我们找不到可相信的人。前段时间有过一个新闻，肖志军不相信医生说的，如果不做剖腹产，他老婆、孩子都有生命危险。他拒绝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最后坛子里果然是土豆——老婆和孩子都死掉了。

　　我认为作为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应该是面对现实，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应该有一种批判精神。我们经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们大家想没想过，鬼推磨都是在阴暗之中。我们能否使阴暗面少一些，给鬼推磨的机会少一些？我写报告文学就是想唤醒人们的这种责任意识。我们应该让鬼知道，在他推磨的阴暗角落，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它。

　　12岁男孩之死

　　官司为所有病人而打

　　我重新写报告文学是一种意外，同时也是我的幸运。我认为报告文学已是我的战壕。

　　我原来写的是特稿，特稿很有读者，而且经济收入也很高。我重新开始写报告文学后，很多人认为我非常傻，因为特稿的收入是很高的，写报告文学如果自己不搭钱已经很幸运了。通过写陈晓兰，我懂得了很多，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了。

　　通过采访陈晓兰，我知道了某医院对病人的欺诈行为，他们采取欺骗的手段，让一些不该做手术的人做了手术。为采访这个事情，我在上海呆几天，采访了很多人。我记得我在采访一位31岁女病人的时候，她哭着讲了40多分钟。她说，我是不该受骗的，我是警官学校毕业的，是学过刑侦的，我什么都懂，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她和她的丈夫相亲相爱，她是为治疗不孕症去做手术的。她确实有病，其他医院说她可以做试管婴儿。可是，她是希望通过正常的方式生一个孩子。结果在这家医院手术后，不仅花去了7万多元钱，而且连试管婴儿都做不了了。

　　我在采访中看到很多病人，他们能够去举报，去反映，去打官司，到了后期，他们往往都不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其他病人不再受骗。

　　上个月我采访了一位患者家属。患者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非常聪明，非常可爱，曾获得过机械人比赛第一名。他突然得了一种扩张性心脏病。他们家里查到某某医院有一个中德心脏中心这么一个机构，就请心脏中心专家来会诊。专家来了，给孩子检查一下说，说这孩子今晚都过不去了。家长说怎么办？专家说，只有安装人工心脏了，让他的心脏先休息，让人工心脏代替心脏来工作。他说，你们非常幸运，正好我们医院有一颗德国的人工心脏。医生说接下去可以做干细胞移植，3个月之后这个小男孩就能上学了。家长问需要多少钱，成功率到底有多高？专家说，需要20万元左右，成功率在90％。

　　家长就接受了，就安装了一颗人工心脏。人工心脏安装了之后，家长就盼望着干细胞移植，之后就盼望干细胞移植能够产生奇迹。3个月之后，医生告诉他说失败了。家长傻了。医生说，我们可以给他做肌细胞移植，这种细胞移植比干细胞移植要好。我们为此从美国哈佛大学引进一套设备，另外哈佛大学的专家也要过来。家长只得同意做肌细胞移植手术。由于孩子用的是人工心脏，每天要服用抗凝剂，因此皮肤碰破就会血流不止。可是，他在这种情况下要做肌细胞移植手术，先从大腿取下一块肌肉，经过培养后移植到心肌上。在提取大腿肌肉时，孩子出了很多血，换了好几个床单……家里一直希望这个手术能成功，天天在盼，每次碰到医生都要问：肌细胞什么时候移植……又过了3个月，医生告诉他肌细胞培养失败了，只有做心脏移植手术了。

　　这孩子在医院住了15个月，他的英语非常之好，中外医生之间的对话，他都能听懂。他多次跟妈妈说，你不要救我了，不要救我了。在最后一次手术前，孩子的父亲用借来的摄像机拍下了这样的镜头：孩子身着肥肥大大的病服，像枯萎的禾苗似地站在病房的阳台上，右臂弯着，似乎在抚摸衣服里挂的“柏林心脏”。他茫然望着楼下，目光闪现着恐惧。“回过头来。”周振华将DV的镜头对准儿子，想让儿子忘掉恐惧。孩子听到爸爸的喊声，勉强转过头，目光游移在镜头之外，说道：“如果有什么不好，我的所有财产，储蓄罐里……”“有五毛钱。”爸爸想让儿子轻松一下，有意逗他。“有两张一百元钱，一张给我爸，一张给我妈……”那张像青石板似的面孔挤出一丝笑容，在那一瞬间，仿佛回到纯真年代。“再见！”但是孩子突然说。

　　几个小时后，孩子进了手术室，再也没有出来。

　　孩子先后花了90多万元医疗费，医院主动提出可以免除40万元。医院的协议书上写道，根据病人的家庭困难，考虑病人的特殊情况，医院同意免掉所欠的40万医药费。附加条件是：关于孩子的治疗过程，不得向新闻媒体投诉，不准向公检法部门举报，不准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

　　家长突然对医院产生了怀疑，拒绝签字。经过一段时间调查之后，发现医院给孩子移植的德国心脏在国家药监局没有注册；他另外请教了一些专家，专家认为这种干细胞移植到心肌上的技术，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个二甲医院没有这么高的水平，不可能做这个事情。

　　在儿子去世一年多以后，爸爸在某医学杂志上发现了给他儿子做手术的那位医生写的一篇论文，讲的是通过24条狗做这种肌细胞实验……

　　几年过去了，这对家长一直在打官司。有人问他们，你的儿子已不能复活，打官司还有什么意义？他们说，这场官司不仅是为儿子打的，也是为所有的病人打的。如果不能将那些草菅人命、残害病人的医生绳之以法，将会有更多的人体试验的悲剧发生！

　　两年来，通过对陈晓兰的采访，让我意识到，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良知比才能更重要，胆识比知识更重要。不管是医疗腐败还是其他行业的腐败，我们都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报告文学写作者就应该站出来，跟腐败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