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不少人在琢磨那篇文章
许多年以后,当我站在报社大楼13层眺望天际线耸现的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时,就会想起和同学当初站在大楼原址为了纪念我们的友谊而私自栽下一棵小树时说的一句戏言:“30年以后,这里会长出一棵参天大树。”当时我们手里拿着的是一张登载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
30年过去了,参天大树没长出来,那里耸立起一幢已成杭州市地标建筑的浙报大楼,在它的旁边,又一幢大楼很快就要拔地而起。作为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届参加570万高考并幸运入学的人,我们有幸成为一个民族大转折的见证者,个人命运从此打上深深的时代大转折的烙印。
当时我的思路改变与大部分同龄同经历者无甚差别,就是突然间对开放的种种经典著作、西方思潮(其实只是些名词,知道些皮毛)如饥似渴生吞活剥地接受下来,第一次面对那么多人类思想的优秀结晶,只恨自己没有多长几个脑瓜子。我们都记得那时的大学课堂是两代人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拖家带口的和十八、九岁的应届生一起上课。我与那个一起种树的同学凌晨三点起床跑向解放路新华书店去排队买重新出版的世界名著,长长的队伍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扎着冲天小辫的小学生。现在回想起那天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路旁的梧桐树照在排队者脸上的情景,我想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干净明朗而灿若朝阳的群体的脸了。
在报社门口的书报摊上,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叔本华的《叔本华思想随笔》和琼瑶小说放在一起。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懂得了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这么个简单而直白的道理我们居然需要借助一股浪潮、一种强大力量的推动才能认识,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也许是天方夜谭。但历史事实确实如此,所以,从明天起,我对一切问题都要换一种思路,包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
本报记者 文敏
那一年,高中生不再当知青
1978年,林丽从杭十五中高中毕业的时候,父母亲高兴地长吁了一口气:“多亏了邓小平,女儿不用当知青去上山下乡了。”那一年,林丽没能考上大学,而是进了父亲所在的工厂——杭州制氧机厂。
那年头,能进大型国企是一件很吃香的事,当时的杭氧有6000多名职工,那时企业时兴“全民办集体”,林丽和一大批工人子弟进厂后就成了“集体”的一员,进不了大车间,要自力更生盖厂房,刚进厂那会儿林丽整天干的活儿就是砌砖头。
林丽她们这一拨是改革开放第一年进厂的工人,梳着当时最时髦的“柯湘头”(当时很流行的京剧《杜鹃山》女主角的发型),穿着“的确良”衬衫,为单调的工厂生活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
不过这拨小年轻带来的新鲜气息,刚开始的时候在厂里还是显得不太和谐。当时厂里的文化生活有点单调的,评先进,争劳模、当三八红旗手是主基调。于是,林丽她们这批有点生活情调的年轻人,就让许多老工人有些看不惯。
但林丽们并不在乎这些,她们白天穿工作服砌着砖头,把活儿给干好了,下班时就想着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林丽记得很清楚她第一次拿到29块工资时,还问母亲借了1块钱,买了30块一米的华达尼(当时最高级的布料),做了一条大裤腿的裤子,当她穿着这裤子,还有上身那件自己设计的中式服装走进工厂大门时,背后是一片年轻人的羡慕眼光和老工人的窃窃私语。
现在已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的林丽,偶而与姐妹碰到时还会感慨,当年若非与“上山下乡”失之交臂,也许会体验一把小说里经常看到的那种知青生活吧。1978年,从高中生直接到女工人,而不像隔壁家的那位姐姐比她前一年毕业后下了乡,林丽的人生命运就此转折。
本报记者 丰 峰
那一年,村里办起了橡胶厂
在我们西陈村,1978年以前,是生产大队算工分,所有的正常劳动力,工资都是4毛钱一天。大家穿的都是粗布衣服,几个月才能吃上一顿肉。5块钱一件的确良衣服、10几块一件的卡其中山装,在我们眼里是最好的衣服,却没人买得起。
我的右腿残疾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只能算半劳力,每天工资减半,只2毛钱。我的生活差不多是村里最困难的,家里根本没粮,吃饭都得向村里、大队借。
改革开始后,村民们承包起了土地,村里还办起了橡胶加工厂,生产活络带、固定三角带等橡胶产品。我到厂里当了技术员,负责检测橡胶产品的质量。农村里劳动力便宜,产品质量也不比城市工厂差多少。我们厂里的业务员带着产品到大城市的五金公司,很快签下一单又一单合同。一下子,我的工资就涨到了1块6一天,是原来的8倍!到年底,我家已经有了1000多块钱的余粮。
我记得很清楚,1978年除夕前几天,我坐在朋友的自行车后座,去县里的百货公司买手表。天下着雪,可是我心里热乎乎的。120元一块的上海牌手表买不到,我就买80元一块的延安牌,买了三块,我一块,哥哥、妹妹各一块。过年前,还买了卡其衣服、两双皮鞋,还有缝纫机。
那一年的年三十,是我有生以来最热闹的一次。以前从没见过的5公分粗的大鞭炮,嘭嘭地放,小鞭炮更是噼里啪啦炸个不停,从傍晚6点一直放到初一凌晨2点。大伙在家里摆起猪脚、粽子、年糕、大鱼大肉……在1978年初的时候,这场景只有在做梦时才能见到,真的。
讲述者:陈云林,三门县电影放映员 本报记者 屠晨昕
那一年,我去了公社广播站
现任中国商业地产交流交易会秘书长的张裕兴在1978年前是萧山义桥中学的老师。用他的话说,“生活也蛮安定的,但后来有人推荐我去考萧山城山公社广播站的记者,结果在16000人的城山乡中,就我一个人考上了。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折。”
“记得那年3月25日我去广播站的第一天,穿了一件20多块买来的的确良衬衫,拎了一只拎包,开开心心地走进广播站的大门。当记者,意味着从一个泥腿子变成‘吃皇粮’的了,这在当时是多少人羡慕的一个工作啊,第一天上班当然得穿得体面时髦一点。没想到我一进门,马上有城山公社的一个大姐把我拉到一边,好心地告诉我,千万不能穿的确良,也不能用拎包,公社的头头如果看到我这样肯定是不要我了。说得我紧张得要命,赶紧回去换衣服,把以前我当兵时穿过的军装、军挎包换上,结果竟然大受好评。”
“在那一年走村串户的采访中,我们有一个规定,如果在路上走,看见有3只鸭子,就要跳下自行车打死1只。因为3只鸭就是鸭群。当时农民被允许每家每户养2只鸭子‘自产自销’,如果养了3只,那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后,忽如一夜春风到来。我感觉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规定要打鸭子,那年变成了要大力宣传养鸭大户,鸭子养得多,致富得快,是一件光荣的事,是别人学习的榜样。”
本报记者 陆 芳
那一年,街上有人穿了喇叭裤
1978年,赵美鹃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高考落榜,另一件就是同学阿乐那个时髦的POSE。
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隔壁墙门的阿乐骑着辆凤凰牌18型自行车出现在巷子里,手里拎着一只双喇叭的熊猫牌录音机,放邓丽君的歌,最抢眼的还是他那身格子衬衫、喇叭裤和三节头皮鞋的行头。
“他骑到我面前显洋,我说他穿得像个问题少年,他说敦煌壁画上的飞天也穿喇叭裤。我说他那是盲目模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回击我说‘你懂不懂什么叫解放思想’。”那场争论在当时,赵美鹃是不服气的,因为她脑子里还是当“红小兵”时候的“三剪一包”原则——凡是穿尖头皮鞋、烫发、穿小脚裤,以及穿旗袍之类包裹着身体,能体现出人体曲线的都要剪。“那时候思想是开放一点了,不会说要剪,但那种奇装异服大多人还是看不惯的,年纪大点的说他‘不正经’、‘不男不女’,有些人表面上夸他时髦,语气上却是在臭他。不过他自己还是很得意。”
但过了没多久,马路上穿喇叭裤的人就越来越多,赵美鹃不得不承认,阿乐的那个POSE引领了潮流。后来,她也去买了一条喇叭裤。那是她第一条拉链开在正前方的裤子,以前都是奉行“右侧开口”路线。
现在回忆起当时追赶时髦的举动,赵美鹃也觉得有些幼稚,“喇叭裤当年的流行是在无数非议中进行的,但它确实是人们对时尚的第一次自由发挥,扫开了单调乏味,让人敢于正视身体曲线的魅力。” 本报记者 徐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