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蒙 思想解放让我奔向意识流
“那一年,我好像看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一件娇嫩的宝器。”昨日,王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困惑变成了清明,真正的日子渐渐来到了。” 1978年,历史的转变提供了机遇,王蒙也重新拿起了笔,此时,距离23岁时他发表名作《组织部里来了个年轻人》,已经整整23年了。
“得到了《人民文学》的约稿信,我读了又读,连人家的字体,我也觉得帅气、潇洒、老到。”王蒙说。“1978年,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中与意料之外的喜讯。”不久,他的《组织部里来了个年轻人》被重新正名,王蒙全家从伊犁迁回北京。王蒙夫妇俩经常沿着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黄金般流光溢彩的故宫角楼,让人快乐地流泪。“东安市场进去就有书店,我的《青春万岁》第一版也摆在了那里,深绿色封面,小花图案,定价六角七分。”19岁动笔的处女作,此时才得以问世!
“我又能写作了,这么难得,这么快乐!”1978年4月底,忙于构思和写字的王蒙结束了吸烟14年的历史。压抑了16年的王蒙文思泉涌,海阔天空,开始了他的文学“井喷”,《最宝贵的》、《春之声》和《夜的眼》等一大批中短篇小说都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作。
“我想念的是不拘一格的大大小小的小说。”王蒙说。《夜之眼》、《海的梦》、《春之声》、《风筝飘带》和《布礼》等,被称为王蒙的“集束手榴弹”。这些作品打破了时空顺序,首次出现了“意识流”小说的中国制造,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艺术灵感是顽皮的,唯有在广阔自由的空间里才会闪现。此后,从《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到文化部长,王蒙的身份在变,但他的笔一直珍惜时代赋予的自由,攀登文学的高峰。
茅于轼 思想解放让我学会独立思考
茅于轼被称为“经济学界的鲁迅”,应该是指他们讲真话的共性。79岁的老人语气很温和,句句都是讲道理,没有丝毫咄咄逼人的意思。
被荒废掉的20年青春好时光,一般人或是愤怒或是抱怨,但茅于轼选择从数学进入经济学研究。“1978年,记得当年轰轰烈烈的真理大讨论。经历风雨的中国有这样的‘解冻’,真的很不容易。”茅于轼感慨。他认为,每个人都会有思想局限,不能被违反常规的思想 “套牢”,而突破这些思想束缚的框架就是解放思想。
“科学家就是解放思想的人,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茅于轼说。第二年,他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部被称为重新建构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学社会学方面,我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敢想,独立思考。我写的文章很少引用别人的材料,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茅于轼退休后去了山西农村,设立了一项扶贫基金,利用经济学理论,让3000个家庭先后脱了贫。同时,他又在北京开办了保姆学校,帮助农民进城务工。
“改革就是要把错误的限制去除掉。”茅于轼说,“每个人的思想都会有局限性,所以都要解放思想;过去有思想的局限性,现在也有,所以现在也要继续解放思想。”
陈丹青 思想解放让我可以表达自我了
“兴奋的事都在上世纪70年代末: 1978年,我考上中央美院,到了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今天》创刊,星星画展……”陈丹青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对那一个飞跃仍然惊喜于心:“突然一下子,可以表达自我了。”
小学毕业就开始学油画的陈丹青,1978年之前画的是油画、连环画、宣传画、文学插图。“那时许多画作的题材是什么,你们可能想不到,领袖像!”1976年,他第一次去西藏,画的是《泪水洒满丰收田》。
“当时中央主张‘解放思想’,中央美院的气氛活泼宽松。”上课头天,陈丹青记得同学们围着颀先生团团坐好。颀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道:“你们看,手!皮下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思想的开关打开了,于是,当时美术界思潮纷起,部分人推崇现代主义。”陈丹青说,“我记得在一次画展上有一萨特的肖像,下面写着‘他就是他自己’,我完全不懂,但觉得特牛。”
1980年,陈丹青就是在这种自由挥洒的感觉中,在拉萨呆了半年,创作出了引起轰动的《西藏组画》。“我只想把它画得像米勒一样,画出自己的观察,后来它被称为‘生活流’。”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陈丹青就这样朴素地创作出了中国当代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旅居美国多年后回国,陈丹青对1978年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那是中国不再贫穷、封闭的起点,一种绽放被培养了,发挥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
冯根生 思想解放让创新有了青春之宝
74岁的老人冯根生带领着青春宝集团走过了35年,年届高龄还在继续掌舵,事必躬亲。他是中国在职时间最长的国有企业领导者。
这位胡庆余堂的最后一位学徒见证了漫长的岁月变迁和改革开放的一浪推一浪。
“1978年,中央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冯根生说,“一下子听到‘改革’、‘开放’这两个新鲜的字眼,其实我们并不太理解,但是,我感到了一种机遇正在靠近。”
正是1978年,经典的青春宝恢复片就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和思想准备中诞生了。当时医药司的一位老司长把冯根生叫到北京,希望他把历史上传下来的抗衰老药重新延续下去。“当时思想开始解放,但是思维的定势和惯性还是造成了重重阻力,有观点认为抗衰老药中国人吃不起。”冯根生说,“但是,冒了很大风险,我也看好它的前景。”
之前,冯根生向全国招聘的36个“臭老九”——工程师发挥了精英的力量,在技术攻关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从几十个好方子中验证了永乐皇帝的“益寿永贞”原方的完美,研制出了中国第一种抗衰老药青春宝片。30年来,青春宝成为中国保健品中的常青树。
“一种新的思想在刚产生的时候总会遭遇传统的质疑,所以解放思想要冒一定风险,但抓住机遇,才能为企业和社会的发展注入活力。”这是冯根生对解放思想、冒险和机遇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总结。
1984年,冯根生率先在全国打破“三铁”,试行干部聘任制和全员劳动合同制;1992年,冯根生断然决定用部分资产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让受困于机制的企业获得了二次生命;1996年,冯根生毅然接手濒临倒闭、负债近亿元的胡庆余堂情况下,完成了“儿子兼并老子”的传奇。
冯根生当年在厂区亲手种下的香樟树已经成为参天大树。35年来,青春宝集团已经从一家小厂发展成20亿资产的大企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美丽缩影。
汪力成 解放思想让企业解放生产力
1978年,我刚进华立,当时,它还是余杭仪表厂。作为基层技术员,我们对于时代的变革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听闻“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只知道中央的思路在变。
我觉得解放思想勿庸置疑地让中国走上了一条鲜活的道路,把僵化打开来。当时,我没想到今天的华立会发展得这样壮大。
1985年,这个厂已经摇摇欲坠:东西卖不出去,半停产。当时一种思路是等一等。我们从上海一家仪表厂接了一批活,他们把厂标卖给我们,一元一张,为它 “贴牌”生产。作为副厂长的我,落泪了。
27岁时,我被推上了厂长的位置。1986年,电能表不景气,厂里就不敢想生产别的产品,等死。我想,我们也要解放思想,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当时,省经贸委一个重点项目是洗衣机上的定时器,我们争取了这个项目,研制出了定时器的生产线,这就像给厂里打了一剂强心针。
后来,我们发现电力公司慢慢有了自主的采购权。当时,全国所有的仪表厂都“朝南坐”,从来不会主动上门服务。我们就成立销售部,到处拜访各地的电力公司和电器商。他们背着样品,走街串巷,上门吆喝。
我们是全国首家上门销售产品的仪表厂,客户们都很感动。就凭这招,到1993年,我们厂已经成为了全国仪表行业的龙头老大。
所以,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产力。30年,华立集团已成为总资产43亿元的民营股份制企业,拥有控股上市公司4家,成为全球产能最大的电能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