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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上午,住在无锡第二招待所里的南大哲学系师生胡福明、葛林、姚诚、林德宏等,忽然听到了广播里传出哀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极悲痛的声音,“9点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们一下子“呆掉了”。一听到广播之后,很多人眼前一片漆黑。
南大哲学系比较活跃,胆子大的教师都私下议论,“中国怎么办?”“十几亿人口的命运,不能系在一个人的裤带上。”等等。但那时候,风声鹤唳,说什么话也是不可能的了。“风险很大,如果谁被揭发说那些话,便是现行反革命。”
胡福明脸色凝重,不发一言,但谁都知道他忧心忡忡。当时的胡福明是个“一脸胡子、朴实,烟抽个不停,但声音洪亮,干体力劳动很尽力”的青年教师,很多人觉得他“很成熟,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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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再不久,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再不久,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再不久,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
之后,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庆幸能够从长达10年的浩劫中摆脱出来。1977年,邓小平指出: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但当时的领导层也有不同的思想,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化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无异说,对过去的一切不许怀疑,对存在的问题不许正视。
“当时的理论界,对‘两个凡是’有不同看法的人不少。”邢贲思(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胡福明》一文中交待1978年这场思想交锋的背景,“很多人觉得‘两个凡是’是一种新的愚民政策,是加在广大群众头上新的精神枷锁。大家都在思考,怎么能够从理论上讲清‘两个凡是’观点的错误。”
众人开始想到要寻找理论武器时,胡福明已经着手写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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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胡福明的妻子被检查出了肿瘤,要住院开刀。经多方奔走,于7月上旬,妻子住进江苏省工人医院(现江苏省人民医院)。
岳母操持家务,当时,胡福明的女儿14岁,儿子10岁,儿女下午去医院陪妈妈,而胡福明则出去采购西瓜、鱼虾。晚上他去医院值班。
高温酷暑,无法睡觉,也没有地方睡觉,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就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拿到医院,就着走廊上的灯光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
经过五六天,提纲写成了,他妻子也出院了。这时已是暑假,胡福明坐下来整理提纲,大约用了一周时间,写成初稿,这时已是7月底了。之后又经过三次修改,于9月初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王强华同志。
文章寄出后4个月没有消息。1978年1月19日,王强华给胡福明寄来一封信,并随信寄来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小样。
信中说,“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从信中看,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但坚持发表这篇文章。
“当时,他拿了《光明日报》的小样给我看,还问我,有什么想法。”南大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家姚诚,当年在南大住在胡福明的隔壁,经常互相串门,在江苏溧阳劳动时,两人一起睡地铺,“常常谈一些不能公开说的话”。
姚诚回忆,那时天很热,胡福明只穿一个背心,一身大汗。他一个手摇蒲扇,一个手修改小样。“他这篇文章是寄给《光明日报》哲学副刊的,他拿到的是第一稿,哲学副刊的大样,大概三千字左右。”
胡福明看住姚诚,一字一顿地说,“《光明日报》准备发了!”
“这期间,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党代会,我发现,党代会的报告,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肯定‘文革’、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而且说‘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因而我觉得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迫切了。”
胡福明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腾腾的烟雾中,他对记者回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出炉的前前后后。
“1978年2月、3月,强华同志都给我寄文章的小样,让我修改,然后寄去,我都照办了。这几次修改,改动不大。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一篇理论文章反复修改,而迟迟不予发表?”
4月,《光明日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态度有了重大变化。主导者是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同志。4月中、下旬,胡福明到北京左家庄朝阳区委党校,参加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当晚,《光明日报》就把胡福明接去,参加一个会议。
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胡福明见到了杨西光、马沛文、范长江同志,在座的还有王强华等。杨西光说明了意图:这篇文章,我把它从哲学版上拿下来,作为重要文章放到第一版发表,因此,要多方进行修改。
在北京期间,胡福明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第二天早上《光明日报》通讯员就把稿子拿走,傍晚又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
其间,杨西光与胡福明作了一次长谈。
杨西光说,“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因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是批判‘两个凡是’,推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同时,杨西光说:“福明同志,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
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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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事情已经被写入历史:1978年5月10日,经过多次和多方修改之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胡福明的原标题加上了“唯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显著版面,发表了该文。紧接着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稿。
这篇文章震动了全国,吹响了建国后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前哨。中国理论界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支持者众,但不同意见也很多。从上到下,有不少人提出疑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还需要检验吗?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胡福明受到的压力非常之大,有人想将这篇文章定性为反革命言论。
很多人心有余悸。
“他那时压力很大,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整晚整晚地抽烟,我们也都陪着抽。”姚诚回忆,“他甚至跟太太说,这次我准备要坐牢了。他太太说,那我陪你坐。”
“他写了那篇文章,我是到见了报才知道的。在一段时间里,他的压力很大。”林德宏(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接受采访时,补充了胡福明对他说的两句话。“在南大南苑到教学楼的路上,在物理楼附近,我碰到他,胡福明说了两句话:‘我是准备家破人亡了。不过,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坚持到底。’”
“当时我担任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我十分明确地在系里表态: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坚决支持胡福明同志,同他站在一起。哲学系的大多数师生都支持他,同他站在一起,我们同他一起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当年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著名经济、社会学家葛林回忆。
2006年3月,因肠癌在医院动手术的葛林,在病床上再次想起30年前“力顶”胡福明的种种情形,“南大哲学系思想活跃,惹了很多事,但没有胡福明这次惹的大,但最后全都挺过去了,这是思想的胜利”。
尾声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