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6年1月8日上午，住在无锡第二招待所里的南大哲学系师生胡福明、葛林、姚诚、林德宏等，忽然听到了广播里传出哀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极悲痛的声音，“9点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们一下子“呆掉了”。一听到广播之后，很多人眼前一片漆黑。

　　南大哲学系比较活跃，胆子大的教师都私下议论，“中国怎么办？”“十几亿人口的命运，不能系在一个人的裤带上。”等等。但那时候，风声鹤唳，说什么话也是不可能的了。“风险很大，如果谁被揭发说那些话，便是现行反革命。”

　　胡福明脸色凝重，不发一言，但谁都知道他忧心忡忡。当时的胡福明是个“一脸胡子、朴实，烟抽个不停，但声音洪亮，干体力劳动很尽力”的青年教师，很多人觉得他“很成熟，有思想”。

　　2

　　不久之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再不久，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再不久，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再不久，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

　　之后，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庆幸能够从长达10年的浩劫中摆脱出来。1977年，邓小平指出：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但当时的领导层也有不同的思想，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化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无异说，对过去的一切不许怀疑，对存在的问题不许正视。

　　“当时的理论界，对‘两个凡是’有不同看法的人不少。”邢贲思（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胡福明》一文中交待1978年这场思想交锋的背景，“很多人觉得‘两个凡是’是一种新的愚民政策，是加在广大群众头上新的精神枷锁。大家都在思考，怎么能够从理论上讲清‘两个凡是’观点的错误。”

　　众人开始想到要寻找理论武器时，胡福明已经着手写文章了。

　　3

　　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胡福明的妻子被检查出了肿瘤，要住院开刀。经多方奔走，于7月上旬，妻子住进江苏省工人医院（现江苏省人民医院）。

　　岳母操持家务，当时，胡福明的女儿14岁，儿子10岁，儿女下午去医院陪妈妈，而胡福明则出去采购西瓜、鱼虾。晚上他去医院值班。

　　高温酷暑，无法睡觉，也没有地方睡觉，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就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拿到医院，就着走廊上的灯光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

　　经过五六天，提纲写成了，他妻子也出院了。这时已是暑假，胡福明坐下来整理提纲，大约用了一周时间，写成初稿，这时已是7月底了。之后又经过三次修改，于9月初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王强华同志。

　　

　　文章寄出后4个月没有消息。1978年1月19日，王强华给胡福明寄来一封信，并随信寄来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小样。

　　信中说，“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从信中看，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但坚持发表这篇文章。

　　“当时，他拿了《光明日报》的小样给我看，还问我，有什么想法。”南大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家姚诚，当年在南大住在胡福明的隔壁，经常互相串门，在江苏溧阳劳动时，两人一起睡地铺，“常常谈一些不能公开说的话”。

　　姚诚回忆，那时天很热，胡福明只穿一个背心，一身大汗。他一个手摇蒲扇，一个手修改小样。“他这篇文章是寄给《光明日报》哲学副刊的，他拿到的是第一稿，哲学副刊的大样，大概三千字左右。”

　　胡福明看住姚诚，一字一顿地说，“《光明日报》准备发了！”

　　

　　“这期间，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党代会，我发现，党代会的报告，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肯定‘文革’、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而且说‘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因而我觉得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迫切了。”

　　胡福明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腾腾的烟雾中，他对记者回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出炉的前前后后。

　　

　　“1978年2月、3月，强华同志都给我寄文章的小样，让我修改，然后寄去，我都照办了。这几次修改，改动不大。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一篇理论文章反复修改，而迟迟不予发表？”

　　4月，《光明日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态度有了重大变化。主导者是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同志。4月中、下旬，胡福明到北京左家庄朝阳区委党校，参加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当晚，《光明日报》就把胡福明接去，参加一个会议。

　　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胡福明见到了杨西光、马沛文、范长江同志，在座的还有王强华等。杨西光说明了意图：这篇文章，我把它从哲学版上拿下来，作为重要文章放到第一版发表，因此，要多方进行修改。

　　在北京期间，胡福明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第二天早上《光明日报》通讯员就把稿子拿走，傍晚又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

　　其间，杨西光与胡福明作了一次长谈。

　　杨西光说，“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因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是批判‘两个凡是’，推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同时，杨西光说：“福明同志，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

　　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4

　　之后的事情已经被写入历史：1978年5月10日，经过多次和多方修改之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胡福明的原标题加上了“唯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显著版面，发表了该文。紧接着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稿。

　　这篇文章震动了全国，吹响了建国后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前哨。中国理论界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支持者众，但不同意见也很多。从上到下，有不少人提出疑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还需要检验吗？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胡福明受到的压力非常之大，有人想将这篇文章定性为反革命言论。

　　很多人心有余悸。

　　

　　“他那时压力很大，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整晚整晚地抽烟，我们也都陪着抽。”姚诚回忆，“他甚至跟太太说，这次我准备要坐牢了。他太太说，那我陪你坐。”

　　“他写了那篇文章，我是到见了报才知道的。在一段时间里，他的压力很大。”林德宏（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接受采访时，补充了胡福明对他说的两句话。“在南大南苑到教学楼的路上，在物理楼附近，我碰到他，胡福明说了两句话：‘我是准备家破人亡了。不过，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坚持到底。’”

　　

　　“当时我担任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我十分明确地在系里表态：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坚决支持胡福明同志，同他站在一起。哲学系的大多数师生都支持他，同他站在一起，我们同他一起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当年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著名经济、社会学家葛林回忆。

　　2006年3月，因肠癌在医院动手术的葛林，在病床上再次想起30年前“力顶”胡福明的种种情形，“南大哲学系思想活跃，惹了很多事，但没有胡福明这次惹的大，但最后全都挺过去了，这是思想的胜利”。

　　尾声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