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要在这一年来一个了结。
1978年1月,杭州遭遇了一场百年大雪。雪后的西湖完全被冰封,10余厘米厚的冰层覆盖西湖,恍若一个天然溜冰场。
同年夏天,一场特大干旱光临杭州,西湖差点来个底朝天。
久旱逢甘霖;严冬过去是春天。
虽然紧闭的大门要在年底打开,但春风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吻上了人们的脸。
1978年,在舟山、绍兴农场下乡插队10余年后,33岁的宗庆后开始擦干净腿上的泥水,回到杭州创办校办工厂。那时候,没有“创新创业”这样的倡导,但有一点宗庆后看得很准:国家允许大家做生意了,“投机倒把”这个词开始躺上了历史簿。
1978年,杭州十四中的高中毕业生刘晓涛,走进了设在杭一中的高考考点。“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一条横幅,让刘晓涛心里的打算更加坚定:为什么非得在杭州,国家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也是在1978年,天长小学恢复,家长们同时发现,自己的孩子想读天长小学和安吉路小学,要经过入学测试了。杭二中、杭州学军中学被定为了省重点中学;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杭州师范学院和中国计量学院开始建立;浙师大开始重建外语系,因为要走出去,外语显得重要起来。等待复兴中的国家开始重视教育,渴求人才。知识不再是“越多越反动”。
1978年,杭州歌舞团恢复。同年,杭州剧院始建,这座周恩来总理生前亲自批准建造的大型综合性艺术剧院,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剧院建筑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一部来自日本的电影《望乡》让封闭许久的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电影《红楼梦》也重新拿出来放映,看电影的人站满了生产队里的小山坡。当初人人争看电影的景象远胜于看今天的《色,戒》。
紧接着,“喇叭裤”闯入视线,电烫卷发、 “鸡窝头”进入生活,在排队等候和羡慕眼光的交汇中,大家开始尝到了对“时髦”的初体验。想美、表现美、比美,虽然当初还遭遇到“有色眼睛”的打量,但已经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彻底“划清界线”。
一切都欣欣然的样子。早已在解放后合并的新新旅馆和孤云草舍,终于在1978年更名为“杭州新新饭店”;西湖边的岳庙景区开始重新整修;杭州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年)也开始在那一年编制。
1978年的11月,杭州玉泉观看菊花展的人群里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陈云。这个当时共和国最擅长管钱的当家人,穿过公园的小径,来到坐满游客的鱼乐园茶室,和蔼可亲地对一位算账的女服务员说:“我来帮你打算盘。”看着浙江日报摄影记者徐永辉拍的这张照片,人们开始领会到:在为国家打好大算盘之余,也可以打打自己的小算盘了。
一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