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要在这一年来一个了结。

　　1978年1月，杭州遭遇了一场百年大雪。雪后的西湖完全被冰封，10余厘米厚的冰层覆盖西湖，恍若一个天然溜冰场。

　　同年夏天，一场特大干旱光临杭州，西湖差点来个底朝天。

　　久旱逢甘霖；严冬过去是春天。

　　虽然紧闭的大门要在年底打开，但春风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吻上了人们的脸。

　　1978年，在舟山、绍兴农场下乡插队10余年后，33岁的宗庆后开始擦干净腿上的泥水，回到杭州创办校办工厂。那时候，没有“创新创业”这样的倡导，但有一点宗庆后看得很准：国家允许大家做生意了，“投机倒把”这个词开始躺上了历史簿。

　　1978年，杭州十四中的高中毕业生刘晓涛，走进了设在杭一中的高考考点。“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一条横幅，让刘晓涛心里的打算更加坚定：为什么非得在杭州，国家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也是在1978年，天长小学恢复，家长们同时发现，自己的孩子想读天长小学和安吉路小学，要经过入学测试了。杭二中、杭州学军中学被定为了省重点中学；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杭州师范学院和中国计量学院开始建立；浙师大开始重建外语系，因为要走出去，外语显得重要起来。等待复兴中的国家开始重视教育，渴求人才。知识不再是“越多越反动”。

　　1978年，杭州歌舞团恢复。同年，杭州剧院始建，这座周恩来总理生前亲自批准建造的大型综合性艺术剧院，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剧院建筑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一部来自日本的电影《望乡》让封闭许久的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电影《红楼梦》也重新拿出来放映，看电影的人站满了生产队里的小山坡。当初人人争看电影的景象远胜于看今天的《色，戒》。

　　紧接着，“喇叭裤”闯入视线，电烫卷发、 “鸡窝头”进入生活，在排队等候和羡慕眼光的交汇中，大家开始尝到了对“时髦”的初体验。想美、表现美、比美，虽然当初还遭遇到“有色眼睛”的打量，但已经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彻底“划清界线”。

　　一切都欣欣然的样子。早已在解放后合并的新新旅馆和孤云草舍，终于在1978年更名为“杭州新新饭店”；西湖边的岳庙景区开始重新整修；杭州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年）也开始在那一年编制。

　　1978年的11月，杭州玉泉观看菊花展的人群里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陈云。这个当时共和国最擅长管钱的当家人，穿过公园的小径，来到坐满游客的鱼乐园茶室，和蔼可亲地对一位算账的女服务员说：“我来帮你打算盘。”看着浙江日报摄影记者徐永辉拍的这张照片，人们开始领会到：在为国家打好大算盘之余，也可以打打自己的小算盘了。

　　一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