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章祖森，今年60岁，刚刚从桐庐县党史研究室退休。昨天我翻出了一本30年前的旧笔记本，这本小小的、泛黄的笔记本，可是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脚印的物件，也是我最珍贵的收藏。

　　1978年，我30岁，还在武义有机化工厂当技术员。当年的11月28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0天前，省石化厅在宁波炼化厂召开了整流技术工作会议。在会议的开始部分，按照惯例，先要宣传形势。

　　一起开会的人大都漫不经心，因为经历过太多的“运动”、听过太多的豪言壮语。但没有料到，从这次报告里我们听到太多新潮的话，我们个个惊讶不已。报告的内容，我几乎一字不拉地记在了这本笔记本里——

　　“今后，企业要实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核算……”“中央部属企业与地方国营企业将严格分开。中央与地方财政将分两级……”“鼓励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交流，要大量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管理方式，改变陈旧的封闭式的、长官意志式的小生产方式……鼓励从上到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展技术革新……”

　　“鼓励工业企业内部挖潜、革新，实行奖励制度。商业部门不收的产品，不计在产值、产量、数量之内。产品要标厂名和生产工人的姓名。要恢复技术职称……”

　　“对于有重大贡献的技术干部、厂长、书记，将评发奖金。当年任务没有完成的，领导干部要扣发工资。造成重大事故、损失大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将拿出资金解决住房问题……”

　　听完这些，同志们都很兴奋，这些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就说奖金吧，原先谁敢提奖金这回事啊！谁敢提钱啊？那可都是“资本主义的大毒草”！这段报告一完，接着开技术会议，但大家已没心思了，开始交头接耳，眼神里是按捺不住的开心。可让我们盼到了这一天！

　　当然，在会后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吹牛皮”、“放卫星”的事我们见得多了。但是，在1979年的年底，这份报告里提到的，几乎都成为了现实。            本报记者 屠晨昕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