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那边厢，本报的“改革开放30年30事——浙江各地最解放思想的事”海选活动，因各地力荐和各大研究机构的积极参与而火热进行，这边厢，由省内各界专家学者组成的本报智囊团正在不断扩大规模，贡献他们的思想火花。昨天下午，在本报，一场关于改革与解放思想的对话在一群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科院专家和党史研究者之间进行，频频撞出的火花令我们感受激情与理想。

　　浙江前省长沈祖伦、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浙江广电集团总编辑程蔚东、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杨树荫、省社科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建华、省委党校教授郭亚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浙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叶晓芳等，以亲历者的身份，畅谈改革开放的成就，并指出回顾与思考对进一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美院院长许江虽然未能前来参加会议，但他特意传来一份用心撰写的发言稿，表达了他对这30年美术教育思想解放的看法。

　　改革是从老百姓的苦难里逼出来的

　　浙江省老领导、前省长沈祖伦充满睿智，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第一个发言的他昨天点燃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他回忆自己在1977年初去绍兴任职时，一心想把当地群众的生活搞上去，“当时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握在组织的手里，农民只留了锄头铁钯还有劳动力，其实劳动力也不属于农民自己，是由组织调配的。到了年终一分配，农民手里便没有几块钱了。农民生活太苦，触动了改革的思路，于是搞‘增产’。”

　　沈祖伦说，有一天他在乡间的小路遇到一个农民问他：“搞增产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多吃一点了？”当时每人平均240公斤稻谷大约可出175公斤米，一个壮劳力根本不够吃的。作为当地领导，农民的这句问话使他心头发沉。“改革开放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老百姓的苦难里逼出来的。社会主义并非就是吃苦主义。所以，今天回到原点再来看当时改革的举措，改革的目的就有了常识性的回归。”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解放当下思想

　　昨天的专家学者都谈到了，回顾历史是为了当下的价值和意义。在当年“两个凡是”的束缚下，任何经济的思路都摆脱不了国有计划经济的框架，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猛烈地冲击了当时的观念。在场知道这篇文章内情的程蔚东说《光明日报》当时的总编是个有敏感嗅觉的人，马上嗅出这篇文章不同凡响的分量，把它从普通的版面拎到了头版，“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举动啊。”同为媒体中人，程蔚东对前辈感佩之际也深感传媒肩上责任之重。

　　今天要挣脱的是什么缰绳？

　　在场有好几位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们共同的感受是：如果没有30年前的改革开放，他们的命运就完全与今天不同。但他们今天的思考却远远超越了感慨，而是对国家民族接下去何去何从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浙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认为必须深化市场经济机制，让市场来改变人的观念，让市场竞争来取代政府权力之手的资源配置。但浙大社会学系的副主任冯钢却不认同这个思路，他认为西方早已有前车之鉴，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时甚至会使已有的问题恶化。他的说法是：“有时候并不是政府的权力是不能退出的，比如说，假如政府放权，没有政府部门的管理，我是连一瓶矿泉水都不敢买的。”

　　在经济理论之外是理想与激情的唤起。昨天的专家学者们对于改革开放的得与失都提出了各自的见解。30年前，挣脱了“两个凡是”的枷锁，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飞跃，而走到今天我们又面对新的命题：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公平与效率、市场与计划、城市与乡村……

　　争辩仍在进行，讨论还会继续，但窗外开化的大地与河流透出下一个春天的消息。    

　　本报记者 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