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天门事件发生后，城管执法再度成为关注焦点。针对屡有发生的城管“情绪化执法”现象，日前，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稠城大队率先推出举措——“情绪不稳定，不得上街开展执法工作”。根据新举措，如果一早上班，自己感觉情绪不佳的，可以向所在中队领导提出申请，但需要说明原因；另外，如果队员在执法过程中，同一天内碰到3起或3起以上不配合执法或阻碍执法事件的，这一执法队员当即就可以获得批准当天不用再上街执法了。据悉，新举措一经公布，就受到了全体执法队员的欢迎。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喜怒哀乐，这本是常情。包括城管在内的任何执法者，既然都只是凡人，因而总会有“情绪”，而这种“情绪”又难免会带到工作中。事实上，如何防止执法者的私人情绪和个体私利影响执法的公正性，正是法治社会的最大课题之一。要防止城管的“情绪化执法”害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他们“关进笼子”，用法律制度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敢在执法活动中乱发“情绪”。

　　与之比照，义乌市城管局“情绪不稳定，不得上街开展执法工作”的规定，虽然“人性”有余，最终效果如何却实在难说。且不说光靠“派人找他谈心”很难取得“稳定情绪”的效果，事实上如果光是“谈心”就能“稳定情绪”，也只能说明“情绪不佳”的虚伪性；更何况，举凡“情绪不佳”就可以留在单位里“搞内勤”（实质几与放假无异），究竟是对“情绪化执法”的预先防治还是变相鼓励呢？——试想，没得“情绪化执法”，哪来的“情绪假”？

　　应该明确的是，“情绪化执法”是绝对错误的，是必须受到惩罚的。执法者永远没有理由将对纳税人的野蛮侵犯作为“平复自我情绪”的良方。因而“情绪假”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关怀手段，却绝不可视为一种包容暗示。问题是，“情绪假”只能让人看到对“情绪化执法”的包容和理解，却不能让人看到应有的批判立场——此后，“带着情绪上班”似乎反而具有近似于“带着病体上班”之类的褒扬意义了。

　　放“情绪假”的做法让我想起了去年的春晚小品《我惯着他》。所谓“情绪化执法”，大部分其实都是“惯出来”的，甚至于还有城管局长煞有介事地将全国城管分成了“鹰派”和“鸽派”。诸如湖北天门事件之类的城管暴戾执法，恐怕不可能是放“情绪假”就能医治的，归根结底还要在约束不受约束的权力上重拳发力。对“惯出来”的城管执法“情绪”继续“惯”下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尽快驯服权力并将之“关进笼子”方为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