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盛名之下，林毅夫渐渐收敛起早年洋溢的激情，恪守作为经济学家的严谨与务实，潜心学术。近年诉诸媒体的，除了一篇篇犀利的专业观点，鲜见个人细节。总是工作到深夜、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他，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中国台湾博弈论第一人、现执教于北京大学的巫和懋教授曾这样回忆：“我来祖国大陆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林毅夫这样的学者，他的格局和胸怀是相当大的，这对台湾学者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作为专注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国的社会格局进行了冷静的剖析。1999年，针对当时的通货紧缩形势，林毅夫第一次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概念，其建议及具体内涵逐渐被国内学界及政府部门所认同，为中央后来提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学术支持。他曾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穷人绝大部分在农村，解决了农村的问题，不就解决了中国的贫困？解决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也就解决了世界贫困的一大半。”

　　林毅夫的另一重要领域——制度经济学研究亦享誉国际学界。他强调制度的内生性，一直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只有实行市场经济，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培育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才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针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林毅夫指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在于动员资金和配置资金，资金动员的能力取决于配置的效率。他最早提出和阐述了被国内学界经常引用的制度经济学的两个基本概念——诱发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2007年10月，林毅夫作为第一位中国学者，被邀请到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演讲。登上这一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坛，他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发表了《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主题演讲，这是他对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长时间经济增长近30年深入思考的积淀。

　　在马歇尔讲座上，林毅夫根据自己对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改革发展成功与失败原因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马歇尔讲座上的演讲，是林毅夫教授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集中展现。”卢锋教授如是说。

　　如果说2007年末的马歇尔讲座，是林毅夫30年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的一次总结，那么，在2008年的开始，我们有理由期待林毅夫以他的睿智和赤子情怀为全球经济学界带来更多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