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王晓明的着眼点并不在时下流行的那些经济概念，而是国家民族的文化根基，因为这是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与王晓明访谈的话题扯得比较开阔，从历史渊源、现代中国几代人的努力到欧美经济学家的理论；从对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的辨识谈到古今中外有产者的见识与眼光。谈话从“经济总量”开始。这一概念是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最无可辩驳的成就向全世界展示的。

　　“保护弱势即保护强势”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在你看来，比较满意的成就表现在什么地方？

　　王晓明：最重要的、最看得见的当然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的巨大增长，与“文革”时期相比，增长的倍数是相当惊人的。另外一个在我看来属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那种“文革”式的社会管制有了一定程度的弱化，比如说，如果你不小心踩住了一张印有领导人头像的报纸，一般不会有人跳出来控告你，就是有人控告，你一般也不会被投入监狱。虽然此种进步为当代年轻人所不屑，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还是觉得这进步的意义并不很小。

　　

　　记者：在我听来你似乎以一种理性的口吻来谈及这个“经济总量”，应该说它是体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史的奇迹，当然，大家也都因此看到了以前所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在你心目中，“经济总量”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王晓明：经济总量是一个中性的事实，它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在于它可以提供一种可能性：社会财富的总量增长后，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但如果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不好的话，这个正面意义就很难体现出来，因为它意味着贫富差别拉大，不平等的梯度更悬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比较扎眼。依我看，这些年来，经济总量巨大增长的正面意义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它负面的意义却在某些方面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了。

　　在这方面，今天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中间阶层面对现实和将来时的不稳定感，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可以在“房奴”身上得到印证。

　　

　　记者：这些问题也许并非中国独有，许多国家走过的路为我们提供了前鉴，一些经济学者提出市场经济对于解决资源配置的重要意义。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晓明：国外对于市场经济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研究，有不同类型、在不同时期、与其他的不同条件相伴的情况下产生不同效果的市场经济。就今天的中国现实来说，强化市场经济只是改善分配状况的一个手段，虽然从某一种理论上说，市场是促使公平竞争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如果没有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的制约，市场经济的正面效用很容易被破坏，甚至被转化为自己的反面。

　　更何况，今天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还需要大大拓展。比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认为，欧洲早期的市场经济的下层，是一个不透明的“底层经济”，即物质生活或物质文明，它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而后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对市场的带有很大垄断性的经济模式，靠大规模的资本和与政治权力的勾结，发展远距离贸易，进而以压倒性的综合力量逐渐支配价格系统和经济制度。

　　从这个角度看，就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我说这些，只是想强调，所谓“市场经济”本身并无足够的可能来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配制度，它甚至没有力量突破垄断、赢家通吃的丛林法则。因此，必须要有别的方面的社会发展来引导市场经济。

　　

　　记者：似乎接下来的问题你已经回答了，我想问的是，30年的社会发展，你觉得最遗憾或者是没有达到你理想的改变的有哪些问题。你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只是一个中性的事实，至于能不能带给人福祉，却是另一回事，所以，要改变的是社会分配机制问题，是吗？

　　王晓明：问题很多，择其大者来说，也就是两个。其一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目前是严重倾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总量增长的正面意义难以体现，甚至会变成负面意义。改变分配机制非常困难，这其实也是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博弈。长远利益的考虑者，会明白“退步即进步，保护弱势即保护强势”的道理。

　　其二是社会文化状况，目前似乎面对挑战，这个问题牵涉到的方面更多也更宽，可能解决起来也更难。但是，文化状况不改善，中国社会不会有长远的未来。

　　最终都体现在人的身上

　　

　　记者：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也都在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文化问题尤其宏大，可能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程度不一的文化困境，你认为最急需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哪里入手？

　　王晓明：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些最重大的问题，譬如我刚才说过的那两项。这些年来，许多官员有一种共同的思路：先解决眼前的问题，然后再来解决那些根本的问题，殊不知眼前的问题，绝大多数都从根本问题上而来，如果不在解决眼前问题的同时，持续花大力气解决根本问题，那就会陷入源源不断的眼前问题漩涡中，最终没顶。

　　

　　记者：问一个笼而统之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你觉得应该用什么思路和措施促进全面的发展？

　　王晓明：这可以列出许多，但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一个刻不容缓的措施是教育掌握资源者。社会的大多数资源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也拥有最大的“执行力”，但从文化上来看，目前影响大多数掌握权势者头脑的主要是两个东西，一是大学教育；二是机关文化，也就是官场文化。

　　说起来，大学文化与机关文化恰与整个社会密不可分。可恰恰是这两样东西，目前存在问题，因此，如何发展出一些别的途径来教育掌权者，改善他们在视野、伦理、辩证思维等方面的状况和能力，特别关键。今天很多的掌权者也好、企业运作者也好，缺乏一种开阔的见识与胸襟，学历倒是普遍都很高了。我认为大学里应该教这个，但今天的大学提的建议给予这种教育吗？

　　

　　记者：为进一步改革不计其数，总体来看不外完善市场经济、加强法制建设，当然还包括了教育与文化，但教育一般似乎都针对普通老百姓，如有经济学家教育大家要守信用，信用受损会加大交易成本，使改革难以深化。你所说的却完全从另一种角度。感觉却是说到了根子上，但越是根子上的问题，变化越是困难。你的乐观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王晓明：我的乐观建立在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上。没有永远飞速发展的经济，也不会有永远单向度的利益走向。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停下来寻找症结、调整方向、寻找克服错误的新的方向。